当我接到对我的禁止处罚的时候，德兰士瓦非洲人国民大会会议正准备在下个月举行，我已经起草了我的主席就职讲话。这个讲话后来由执行委员会的成员安德鲁·库耐尼在会上进行了宣读。在后来被称作“艰难的自由路”的这个讲话中，我从杰瓦赫拉尔·尼赫鲁那里借鉴了一条思路。我说，群众现在必须准备采取新的政治斗争形式。政府出台的新法律和新策略使旧的群众抗议斗争形式，其中包括召开公共大会、发表声明、静坐等变得特别危险，并且有自我毁灭的可能。报纸不发表我们的声明，印刷公司拒绝为我们印刷宣传册子，他们都害怕被指控违反《镇压共产主义条例》，这些变化需要我们研究新的政治斗争形式。我说：“现在使用老的斗争方法无异于‘自杀’。”
被压迫人民与压迫者之间现在是水火不相容的。自由力量与反动力量之间的清算日为时不会太远，我一点都不怀疑这一天的到来。真理和正义将会取得胜利……被压迫人民的感情已经痛苦不堪。人民的困境驱使他们与统治我们国家的强盗所采取的卑鄙政策反抗到底。推翻压迫已经得到全人类的支持，并且也是每个自由战士的最高理想。
1954年4月，德兰士瓦法律协会向最高法院申请把我的名字从被认可的律师名单中取消，理由是我因参加政治活动而被证明有罪，因而有不称职、不名誉行为。这件事发生在“曼德拉—塔博律师事务所”正非常红火的时候，当时我每周都要在法庭上露面十多次。
申请将我除名的文件被送到了我的办公室，这个申请一公开，立即有人对我进行声援和支持，甚至许多非洲白人律师也表示帮助我。他们中有许多是国民党的支持者，但是，他们仍然认为这个申请有失公平。他们对此事的反应告诉我，即使是在种族歧视的南非，职业上的团结一致有时也能超越肤色，仍然有律师和法官拒绝当不道德政权的橡皮图章。
我的案子由约翰内斯堡律师协会主席、王室法律顾问瓦尔特·波拉克辩护。在我雇瓦尔特·波拉克作为我的辩护律师的时候，有人建议再雇一个与斗争没有牵连的人做我的辩护律师，因为那样会对德兰士瓦的律师界产生积极的影响。因此，我们雇威廉·阿龙桑作为我的指导律师。威廉·阿龙桑是约翰内斯堡一家历史最悠久的律师事务所的掌门人。两位律师都免费为我辩护。我们坚持这个申请是对正义的亵渎，我有天生的权利为我的政治信仰而战斗，这是每一个法治国家的每个人都享有的权利。
最有分量的辩护理由是波拉克引用了一个叫斯特里吉多姆的人的案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与沃尔斯特（他后来成为总理）一起被拘留，罪名都是因为以前坚持过纳粹立场。斯特里吉多姆除了企图逃跑未遂，还被发现犯有偷车罪。后来被释放后，他向律师协会申请当辩护律师。“尽管他犯过罪，”波拉克说，“但是斯特里吉多姆与曼德拉当然是不同的。曼德拉不是国民党人，曼德拉也不是白人。”
法官拉姆斯鲍特姆听说过这个案子，他是法官的楷模，拒绝当国民党人的喉舌，坚持司法独立。在审理这个案子时，他完全支持了我的请求，认为我有权为我的政治信仰而战斗，即使这些信仰是反政府的。他驳回了法律协会的申请，并破天荒地让法律协会支付了诉讼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