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在《站台》中最常见的是，历史不是通过对大规模的历史事件如只生一胎政策的施行（1979）、中英联合声明（1984）等的指涉而传达出来，而是通过流行文化、时尚、电视、电影、舞蹈，特别是流行音乐的微妙变化而反映出来。在电影的推进中，我们看到服饰时尚逐渐变化，从毛时代不分性别的单调衣服到无处不在的大衣再到1980年代早期至中期风行一时的无袖背心、喇叭裤以及运动衣，再到后来的皮夹克和牛仔裤及运动夹克和踩脚裤。贾樟柯对时尚的利用传达的不仅是时间的流逝，还有他的人物经由叛逆、自我发现到最终承担责任的人生轨迹。《站台》的服饰时尚感触力的真正天才之处在于它对不同过渡阶段的描绘，例如崔明亮下身穿着手工缝制的喇叭裤，上身则穿着毛式服装。马杰声曾经留意到：
随着叙事（和年代）的行进，电影对于人物的服装和发型避免表现出易于识别的整体上的变化；电影也不表现所有的人物的着装显著地出现变化（诸如从1979年到1980年代早期的变化），而是表现有些人突然烫起头发或穿起运动服，而另一些人的穿着仍保留着毛时代的旧样式，这反映了多种指涉性的时间框架实际上共存于任何特定的历史时刻。55
如此混杂的时尚为进行中的历史剧变提供了微妙而一贯的视觉标志，并经常透露出蕴含其中的张力和矛盾。
《站台》另一个揭示这段历史变化时期所呈现出来的张力的方式，是通过一系列的舞蹈表演，表现出了从芭蕾舞到西班牙斗牛舞再到迪斯科和碰碰舞（slam-dancing）的变化。历史的张力不止体现于电影进行过程中出现的不同舞蹈风格的变化，也体现于不同的舞蹈和其发生的环境之间的明显冲突。这些段落包括烫了发的钟萍嘴里叼着红玫瑰在文工团会议室的毛泽东肖像前跳探戈舞；整个文工团的人在钟萍父亲狭小、黑暗、荒废的作坊里随着张帝的《成吉思汗》的现代迪斯科摇滚歌曲的伴奏而扭动着身体；又如，穿着制服的尹瑞娟在空荡荡的税务局房中伴着苏芮所唱的《是否》跳着自由式舞蹈。就像崔明亮下身穿“时髦”的喇叭裤上身却穿着毛式服装（人民装）一样，这些段落暴露了片中人物向往的更高级的文化和他们身处的环境之间的冲突。通过这样一些时刻，贾樟柯略微展示了他的幽默感，但像这样一些激进的并置表现超越了它所引发的笑声，流露出一种深深的忧郁。因为这些场景表现了人物试图以艺术、时尚和舞蹈来超越他们所在的环境，但正如电影最终揭示的，当墙很高时，这样的超越是难以成功的。
正如贾樟柯的许多其他电影一样，流行音乐是最有力的单个工具，不仅用以标志社会变化和历史变迁，同时也是一种对银幕上展开的动作进行的内在评价。从开场舞台上表演的歌颂毛泽东的节目《火车向着韶山跑》，到宝莱坞的经典电影《流浪者》，或者从非法的台湾短波电台中播放的邓丽君温柔缠绵的《美酒加咖啡》歌声，到内地自己的本土摇滚巨星例如张帝的崛起，《站台》巧妙地将这种音乐文化上的戏剧性变化交织进电影的叙事中。尽管流行音乐的类似变化也发生于西方的五十年间，但在这部电影里我们却见证了同样彻底的变化被压缩在短短十年之中，从歌剧和社会主义颂歌跃进到情歌和摇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