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萍：他又犯事啦？
尹瑞娟：枪毙哩！
钟萍：呀，他妈可难受死了！
尹瑞娟：这种人死了也就死了。死一个少一个，不管他。
说完，尹瑞娟回身从带来的提包里掏出一件毛衣织了起来，钟萍第一次让尹瑞娟抽烟，她们随即闲聊起男人和化妆的事情来。此外，还有其他一些例子，如徐团长和崔明亮在医院走廊里讨论文工团承包的事情时，钟萍很快就要去做人流手术，所有这一切，都指出了渗透电影和人物生活中的日常暴力。人们对于暴力重复地出现又消失的麻木不仁态度，表明暴力是如何普遍地存在，人们已经习以为常。毛泽东曾经写过有名的“人固有一死”。《站台》把暴力表现为常态的方式，使人强烈地回想起死亡频繁出现的年代（自然灾害、政治迫害和饥荒），并在奇迹般的改革年代及经济奇迹之上投下黑暗的阴影。当然，其代价不仅是死亡本身，而且是死亡其事在人们生活中的常态和普遍性。
我们看到了贯穿于整部电影的政治大事混杂着着私人小事、国家大事纠缠着平凡琐事的许多例子。电影学者崔淑琴在她的文章 “Negotiating In-Between”（“协商过渡”）中讨论到这样一个场景：
高音喇叭中首先播出了一则政治消息——“创建文明工程和大兴文明新村”，随后是一个私人的广告——“谁要割猪肉，到我家来”。农民以标准普通话所说的官方声音和以方言所说的声音共同出现于高音喇叭中；音轨中官方的政治话语和农民的商业诉求代表着一种权力协商。如此一种声音再现不只使权威居于次席，也重构了社会-经济版图，使本地人有了一席之地。54
其他类似场景也有为《站台》重要的历史化（historicisation）层面服务的作用，电影细致地将重大历史事件同人物生活中的私人事件并置。这些场景为故事提供了历史语境，并共同勾画出一条时间轴，不过，贾樟柯也经常借由这种并置创造出一种反讽效果。张军带钟萍到温州发廊第一次烫头发的时候，街上正走着游行队伍，宣传一胎政策和计划生育的重要性。这次游行作为一个历史标记，告诉观众这是1979年，即计划生育政策开始实施的那一年。不过几场戏之后，我们看到张军和钟萍站在一家人流诊所外面，从中我们可以强烈地感受到贾樟柯充满忧郁的反讽。
这种历史事件和个人事件的无声并置贯穿于贾樟柯的所有作品中。在《小武》里，当主角被从家中赶出时，我们听到了宣告香港回归祖国的新闻广播。再一次，这种并置不仅提供了一个历史语境（表明此时是1997年），它还突出了新近统一的国家和刚刚破裂的(小武的)家庭（家庭毕竟是传统儒家思想——“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国家基础）之间存在的反讽。在《站台》中，另一个此类例子是当收音机播放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5周年（1984年）的消息时，钟萍打了张军一巴掌，随后冲进了诊所的手术室去做人流手术。在这儿，国家的生日与钟萍未出生的孩子的死亡充满讽刺地并置在一起。电影接近尾声的时候，高音喇叭播放了遭通缉的犯罪分子名单（隐隐地指涉了时间），这碰巧发生于崔明亮结束理想主义的漂泊，开始过平稳家庭生活的时候。然而贾樟柯再一次忍不住对历史作了一个反讽扭转。一个女人的声音在宣读公告中的嫌犯名单：“余力为，男，现年24岁，广东省中山县人，身高1米70左右，讲话有浓重广东口音，精通法语。”余力为当然不是什么通缉犯，而是贾樟柯剧组中的香港摄影师。贾樟柯以一种喜剧式的自我指涉行为，触碰到了他和独立电影制作人同行被视为“非法”或“地下”艺术家这样一种非常真实的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