休克治疗的包装
把我的脑袋毁了，抹去作为我本钱的记忆，让我生意停摆，这有什么用处？这是很了不起的治疗，但我们却毁了病人。
--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自杀
前不久谈论他的电击治疗，1961年
对萨克斯来说，他第一次国际冒险的教训是，恶性通胀在采用严厉而极端的措施后确实停了下来。他到玻利维亚猎杀通胀，而且办到了。故事结束。
华盛顿最具影响力的右派经济学家、担任国际货币基金和世界银行主要顾问的威廉森（John Williamson），一直密切注意萨克斯的实验，并且从玻利维亚看出更加深远的意义。他形容这个休克治疗计划为“大爆炸”--是把芝加哥学派教条散播到全世界的运动的一大突破。其原因与经济学无关，最重要的是技术。
尽管萨克斯本意可能不是如此，但他以极富戏剧性的方式证明弗里德曼的危机理论绝对正确。玻利维亚的恶性通胀危机提供一个必要的借口，以便推动一套在正常政治情况下不可能推动的计划。玻利维亚是一个拥有强大、激进工会运动和势力庞大的左派传统的国家，也是切·格瓦拉革命之旅的终点站。但它被迫接受严酷的休克治疗，假借的名义是为稳定失控的货币。
到80年代中期，有几位经济学家已发现，真正的恶性通胀危机会造成类似军事战争的效果--恐惧和混乱蔓延，制造难民并导致大量人口死亡。玻利维亚的情况极其明显，恶性通胀扮演的角色就好像智利的皮诺切特“战争”，以及撒切尔的马尔维纳斯战争--它创造了采取紧急措施的环境，一种民主法则可以暂停、经济控制可以暂时交给桑契斯专家小组的例外。对死硬派芝加哥学派理论家如威廉森来说，这表示恶性通胀不是像萨克斯认为的有待解决的问题，而是应善加把握的大好机会。
80年代一点也不缺这类机会。事实上，大部分发展中世界（尤其是拉丁美洲）都处在濒临恶性通胀边缘。这种危机有两个主要原因，都源自华府的金融机构。第一是它们坚持把独裁统治下累积的违法债务转移给新民主政府。第二则是美国联邦储备理事会采用受弗里德曼影响的政策，容许利率大幅升高，使这些债务一夕间暴增。
转移恶债
阿根廷是典型的例子。1983年，军政府在马尔维纳斯战争后垮台，阿根廷人选举阿芳辛（Ral Alfonsn）出任新总统。但这个刚解放的国家已被暗埋一颗所谓的债务炸弹。在准备下台的军政府宣称“有尊严地转移”给民主政府声音中，华府坚持新政府必须同意支付将领们所累积的债务。在军政府统治期间，阿根廷的外债从政变前的79亿美元，膨胀到移交时的450亿美元--积欠IMF、世界银行、美国进出口银行，以及设在美国的民间银行。拉丁美洲各国的情况都很类似。在乌拉圭，军政府夺得权力时的5亿美元债务暴增到50亿美元，变成这个只有300万人口的国家沉重的负担。最极端的例子是巴西，1964年掌权的将军承诺恢复财政秩序，但债务却从30亿美元增加到1985年的1030亿美元。
在转型到民主政治的时期，舆论曾表达强烈的反对看法，包括从道德和法制观点，认为这些债务是“恶债”（odious debt），刚获解放的人民不应被迫承担压迫者与制造痛苦者的账单。反对声浪在南锥尤其强烈，因为有太多外债在独裁统治期间直接交给军方和警方--用以购买枪炮、镇暴水车和兴建新式酷刑营。例如在智利，军事支出的贷款增为三倍，用来扩充智利的陆军，从1973年的4.7万名员额，变成1980年的8.5万名。在阿根廷，世界银行估计，军方借贷的钱有约100亿美元用于军事采购。
大部分未用于采购武器的钱则凭空消失。军政府统治期间贪渎成风--预示了日后自由放任经济政策蔓延到俄罗斯、伊拉克占领区的“舞弊免责区”（借用一位不满的美国顾问的用语）时同样堕落的情况。据美国参议院2005年的报告，皮诺切特拥有一个复杂的银行账户网络，至少有125个秘密外国银行账户，登记在不同的家人名字和自己的化名下。这些账户中最引人注意的一个是在华盛顿特区里格斯银行（Riggs Bank），存款估计有2700万美元。
在阿根廷，军政府被指控还更贪得无厌。经济计划策划者狄霍兹1984年被以诈欺罪名逮捕，涉嫌把巨额的国家补贴给予他过去主持的一家公司（指控后来被撤销）。另一方面，世界银行后来追查军政府借的350亿美元外国贷款，发现其中190亿美元--占总额46％--被移往海外。瑞士官员证实，那些钱大部分流入几个账户。美国联储会发现，光在1980年，阿根廷的债务就增加90亿美元；而在同一年，阿根廷人在海外的存款金额却增加67亿美元。曾亲自调教许多阿根廷芝加哥男孩的知名芝加哥大学教授萨斯塔德（Larry Sjaastad），形容这些失落的数百亿美元（在他的学生眼前被偷走）为“20世纪最大骗案”。
军政府侵吞公款者时甚至还命令受害者协助。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ESMA酷刑营，语文能力强或受过大学教育的囚犯经常被拉出囚室，为他们的掳掠者做文书工作。一位幸存者达利欧（Graciela Daleo）曾被指示为一份文件打字，内容是建议官员如何把他们贪渎的钱汇往海外隐匿。
剩下的外债大部分花在支付利息，及暗中提供民间公司金援上。1982年阿根廷独裁统治垮台前，军政府施予企业最后一次恩惠。阿根廷央行总裁卡瓦洛（Domingo Cavallo）宣布，国家将吸收大型跨国企业与国内公司的债务；当时许多国内公司和智利的食人鱼一样，已举债多到濒临破产边缘。这项“德政”意味这些公司将继续拥有它们的资产和获利，但人民却必须代它们偿付150亿到200亿美元的债务；获得优惠待遇的公司包括福特汽车阿根廷公司、大通银行、花旗银行、国际商业机器公司（IBM）和奔驰汽车公司。
支持让这些非法债务违约的人宣称，放款机构知道，或应该知道，钱都被花在镇压和贪渎上。美国国务院最近解密一份1976年10月7日的会议记录，证明这种主张更不是空穴来风；该会议由当时的国务卿基辛格，以及阿根廷军事独裁统治期间的外交部长顾塞提举行。在讨论过国际人权组织对政变的谴责后，基辛格说：“我们的基本态度是，我们希望你们成功。我有一个老式的观念，就是应该支持朋友……你们愈快成功愈好。”然后基辛格谈到贷款的主题，他鼓励顾塞提尽快申请愈多外援愈好，赶在阿根廷的“人权问题”绑住美国政府手脚之前。“现在银行有两笔贷款，”基辛格说，指的是泛美洲开发银行（IDB），“我们不想投反对票。”他也指示顾塞提：“继续进行你们对进出口银行的要求。我们希望你们的经济计划成功，而且会尽全力帮助你们。”
这份记录证明美国允许贷款给军政府，明知它们会被用于恐怖运动上。但在80年代初期，华府坚持阿根廷的新民主政府必须偿付这些恶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