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特对上福特
不把国家恐怖的体制与其奉行的意识形态目标联结在一起，是这段期间几乎所有人权文献的特色。尽管国际特赦组织的保留可以理解为在冷战的紧张中尝试保持公正，但对其他许多团体来说，还有另一个影响因素：钱。这类工作最大的资金来源是当时全球最大的慈善组织福特基金会。在60年代，该组织只花一小部分预算在人权上；但在70和80年代，基金会对拉丁美洲人权工作的贡献高达惊人的3000万美元。福特基金会以这些钱支持拉丁美洲的团体，例如智利的和平委员会，以及美洲观察组织（Americas Watch）等总部设在美国的团体。
在军事政变前，福特基金会在南锥的主要角色是资助训练学者，大多数在经济学和农业科学领域，并与美国国务院密切合作。福特基金会国际部副总裁苏顿（Frank Sutton）解释该组织的宗旨：“没有现代化的精英，就不可能有现代化的国家。”虽然这与扶植革命马克思主义的替代品的冷战逻辑完全吻合，福特的大部分学术援助也遵守极右派路线--拉丁美洲的学生被送到各式各样的美国大学，对拉丁美洲大学的各种研究所也提供资助，包括以左倾闻名的大型公立大学。
但有几个重要的例外。前面已讨论过，福特基金会是芝加哥大学拉丁美洲经济研究与训练计划的最大赞助者，而该计划制造出数百个拉丁芝加哥男孩。福特也在圣地亚哥天主教大学赞助一个类似的计划，目的是吸引邻近国家的大学部经济系学生，以便在智利的芝加哥男孩门下求学。这使得福特基金会不管是否刻意，成了在拉丁美洲散播芝加哥学派意识形态的主要资金来源，甚至远超过美国政府的金援。
当芝加哥男孩在皮诺切特的枪杆下取得权力后，福特基金会对它的评价并不是特别好。资助芝加哥男孩，是基于该基金会“为促进民主目标的实现而改善经济研究机构”的宗旨。但福特在芝加哥和圣地亚哥协助建立的经济研究机构，在推翻智利的民主政治却扮演核心角色，过去培养的学生现在却在一个休克式的残暴环境中，应用他们受到的美国教育。让基金会更感棘手的是，这是在短短几年内第二次它扶持的对象选择以暴力夺取权力；第一次是苏哈托的血腥政变后，柏克莱帮的迅速蹿红。
福特曾在印度尼西亚大学成立经济学系，但福特的文件显示，当苏哈托掌控大权后，“几乎所有该计划培育的经济学家都被征召进入政府”。学系里几乎没有人留下来教学生。在1974年，印度尼西亚发生民族主义暴乱，反对“外国颠覆”印度尼西亚经济；福特基金会变成群众愤怒的对象--许多人指出，福特基金会训练苏哈托的经济学家，出卖印度尼西亚的石油与矿业财富给西方跨国公司。
在智利的芝加哥男孩与印度尼西亚的柏克莱帮间，福特得到的是不光彩的名声：从两个计划毕业的学生，掌控的是世界上最恶名昭彰、最残暴的右派独裁政权。虽然福特不可能事先知道它训练的毕业生会执行如此野蛮的暴政，但终究还是有人提出刺耳的质疑：为什么一个致力于和平与民主的基金会，却深深涉入独裁政权和暴力？
不管是出于惊慌、社会良心或两者兼而有之，福特基金会处理独裁政权问题的手法堪称好企业的典型：主动出击。在70年代中期，福特从一家为所谓第三世界提供“技术专业”的制造者，转型为人权活动的资助者。这种大变身在智利和印度尼西亚尤其显得突兀。这些国家的左派被福特协助扶持的政权消灭后，只有福特资助新一代的人权律师，为释放成千上万被同样政权所囚禁的政治犯而努力。
从福特经常妥协的历史来看，它一头栽进人权运动时，把这个领域的定义尽可能窄化并不令人意外。该基金会强烈偏爱那些宣称以法律手段为“法治”、“透明化”和“优良治理”而奋斗的团体。就像一位福特基金会的干部指出的，该基金会在智利的态度是“我们如何做好工作而不涉入政治”。这不只因为福特原本就是保守的机构，习惯于与正式的美国外交政策合作而不背离，同时也是因为任何以智利镇压为目标的严肃调查，不可避免会直接溯及福特基金会，以及它将原教旨主义经济理念灌输给智利统治者所扮演的核心角色。
另一个问题是，该基金会与福特汽车公司无法逃避的复杂关系，尤其是牵涉到工厂的活跃分子。今日，福特基金会已完全脱离汽车公司及其继承人，但在50和60年代资助亚洲与拉丁美洲的教育计划时并非如此。该基金会创立于1936年，资金来自三位福特汽车主管的股票捐献，包括亨利与艾德索·福特（Edsel Ford）。随着基金会财富增加，它开始独立运作，但出脱福特汽车股票直到1974年才完成，当时是智利政变的次年，且印度尼西亚政变已是几年前的事；福特家族直到1976年才退出基金会董事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