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他们都知道电击的副作用。ECT显然会导致记忆丧失症，这也是患者最常抱怨的副作用。其他与记忆丧失息息相关、且被广泛提出的副作用是退化。在数十项临床研究中，医生记录了治疗后的立即效应，说患者吸吮自己的拇指，蜷缩成胎儿的姿势，需要以汤匙喂食，并哭着要找妈妈（经常把医生和护士误认为父母）。这些行为通常很快消失，但在某些例子中，在施以高剂量的电击后，医生报告说他们的患者出现完全退化，忘记如何走路和说话。经济学家赖斯（Marilyn Rice）在70年代中期，带领一个反对ECT的患者权利运动，她生动描述电击治疗如何抹除她的记忆以及她所受的大部分教育。“现在我知道夏娃的感受了，她以成人的样子被从某个人的肋骨创造出来，过去的历史一片空白。我感觉像夏娃一样空洞。”
对赖斯和其他人来说，这种空洞代表无可补偿的丧失。但另一方面，卡梅伦从这个空洞看进去，却看到别的东西：一张空白石板，没有任何恶习，可以写进新模式。对他来说，密集的ECT造成的“记忆大量丧失”并非不幸的副作用，而是疗程中不可或缺的重点，是把患者带回发展早期阶段的关键，回到“精神分裂思想与行为出现之前久远的时候”。就像支持战争的鹰派人士喊着要把一些国家“炸回石器时代”，卡梅伦视休克疗法为将患者轰炸回婴儿期、让他们完全退化的手段。在1962年的论文，他叙述自己想把卡斯特纳这类患者带回的状态，他说：“不只是空间与时间的意象丧失，而是所有应该出现的感觉都消失。在这个阶段，患者可能展现许多其他现象，例如第二语言的能力或对自己婚姻状态的了解全都丧失。在更进阶的状态中，他可能无法不靠支撑走路或自己进食，他也可能大小便失禁……记忆功能的各方面都严重受到干扰。”
为了帮他的患者“去模式”，卡梅伦使用一种相当新的装置叫“佩奇-罗素”（Page-Russell），可以施予患者连续六次电击，而非只能一次。他对患者似乎仍紧抱残余的人格感到懊恼，于是进一步以兴奋剂、镇静剂和致幻药物使他们迷失：氯丙嗪（chlorpromazine）、巴比妥酸盐（barbiturates）、安密妥钠（sodium amytal）、一氧化二氮（nitrous oxide）、甲基苯丙胺（desoxyn）、西康纳（Seconal）、宁必妥（Nembutal）、佛罗拿（Veronal）、美力康（Melicone）、索拉辛（Thorazine）、拉加克泰（largactil）和胰岛素。卡梅伦在1956年的论文里写道，这些药物“可以去除他（患者）的抑制，降低他的防卫”。[1]
一旦“完全去模式”达成后，早期的人格已被抹除得差不多，心理驱力法就能开始进行。方法包括卡梅伦放录音带给患者听，内容类似“你是一位好母亲和好妻子，大家都喜欢跟你在一起”。身为行为学家，他相信如果能让患者吸收录音带上的信息，他们就会开始产生不同的行为。[2]
等患者被电击、服药到近乎植物人的状态，他们除了听信息以外，已毫无抵抗能力——连续数周每天听16到20小时；在一个病例中，卡梅伦连续播放101天的录音带。
在50年代中期，数名中情局的研究人员对卡梅伦的方法产生兴趣。当时正是冷战狂热潮的开始，中情局刚开始进行一项秘密计划，目的是发展“特殊审讯技巧”。一份中情局的机密备忘录解释说，这项计划“检验并调查无数不寻常的审讯技巧，包括心理骚扰和‘完全隔离’等方法”，以及“使用药物和化学物质”。计划代号一开始叫蓝鸟计划（Bluebird），然后改为朝鲜蓟计划（Artichoke），到1953年改名为MK-Ultra。在紧接的十年，MK-Ultra将支出2500万美元研究经费，试图找出新方法，来让被怀疑是共产党员和双面间谍的人招供。有80个机构参与这个计划，包括44所大学和12所医院。
涉入的人员对如何强迫不合作者招供提出各种创意，问题是必须找出测试这些创意的方法。蓝鸟计划和朝鲜蓟计划的头几年，有点类似悲喜剧间谍片会有的剧情，剧里中情局的干员互相催眠，偷偷把迷幻药掺进同僚的饮料，想看会发生什么情况（其中至少有一个例子以自杀收场）——当然也对疑似苏联间谍者施以酷刑。
[1] 今日的ECT已经改良很多，并纳入确保患者安全与舒适的程序，且已变成精神病治疗中受推崇和经常有效的方法，但即使如此，仍然会有暂时丧失短期记忆的副作用。一些患者仍然报告，他们的长期记忆也受到影响。
[2] 如果卡梅伦在他的领域里影响力小些，他的“心理驱力”录音带一定被当作廉价的笑话看待。他的整个概念来自一则“大脑电话”（Cereborophone ）广告，就是一具床边留声机配备了枕头扩音器，宣称是“一种在睡觉时学习外国语言的革命性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