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非上帝出面，今天要请到莫扎特、贝多芬出台亮相，断乎不可能了。“暴风雨般经久不息的掌声”，于是统统献给了时下当红的指挥家演奏家。瞧那广告和节目单上当代音乐明星刊登了又刊登的照片，他们十九露齿而笑，正向观众抛媚眼。有一天，我总要画一画他（她）们的嘴脸和表情。
身为公众，偶得瞻仰明星，我也会兴奋莫名，虚荣之心大动，且愿意给暂时眼福不到的爱乐者诸君描述一二，只是我所见极稀，观望距离也往往很远，国中文化交流的音乐活动越来越频，应该是比我见得多吧--
帕尔曼的琴艺，多少流于卖弄。他的登台却好不艰难。他拄着双拐挪将出来，提琴由指挥替他掖着，到得前台，他背对观众，猛然拽动残腿，用劲甩上供他演奏的小平台，拐杖碰撞响动，全场肃静，一时忘了鼓掌（也许鼓掌，我只在看，没在听）。
舞台空旷，梅纽因兀自拉一首巴赫的很长的帕蒂塔。弦断了，他腾出手，翻转琴身，找到断弦，揪出，调弦，试音。台下咳嗽声此起彼落，他微微笑着，像在自家书房孤灯独对的那么一副神色。
在像极了万人批斗会的大场子里听帕瓦罗蒂唱过一回。是夜，纽约的意大利人，那些比萨饼店的老板和老板娘大概都来了吧，帕瓦罗蒂通常允唱三次“安可”，这回竟第五次咧开大嘴走回台前。总算静下去了，指挥扬臂，乐手举弓，大师敛容运气，这当儿，一位显然仍在感激涕零的女子从台下人堆里颤声叫道：
“I love you！帕瓦罗蒂！”
哄场大笑。歌王也笑。那女子赶紧又补了一句：
“I’m sorry！”
美男子多明戈，肤泽呈玫瑰色。每唱到高音，必左腿屈曲，每一倾屈，弯度分毫不差。祖宾·梅塔正在咫尺之隔，此君的招牌动作是横向挥臂，屡屡掠及多明戈耳肩处，这位情歌圣手频频斜睨，及时闪避，闪避之际，姿影依然俊美。
亚洲人而指挥西方乐队，十多年前我只知日本的小泽，现在知道还有一位印度人祖宾。据说他嗜好某种类似榨菜的印度土产，藏在礼服间，抽暇背着人嚼一口--他和小泽属于明星型指挥家，串演太繁，应景粗劣之作甚多，不可听。
卡拉扬也常常并不高明。
马友友同志真谦谦君子。琴声一起，他免不了陶然忘机而皱眉努嘴，东方人的骨相，这时就不及西方人经得起牵动变形，他于是像个乖孩子故做怪脸，也倒可爱。都说他心地仁厚，年初看他与林昭亮携三位名扬国内而在此间尚籍籍无闻的中国乐手同台演出，以马君盛名和他的高大体格，居然终场不觉其在，诚不知他用怎样一套肢体语言隐匿自己，存心给新秀露露脸的。
那一阕舒曼五重奏合作得好极了，同是这一曲，名室内乐团如爱默生五重奏组合就演奏得大欠火候。对名牌，我们迷信不得。
在这儿，听歌剧是件大事。遇到名角儿、名指挥、名剧，电视电台广告大忙。林肯中心两侧的交响乐堂和芭蕾舞厅，都不如正中间的大都会歌剧院建得宏大，大概也是迷信大师吧，还特地请夏加尔在门厅左右墙面绘制巨幅壁画，老头子画得太过卖力了，纷乱而俗艳，我以为也不高明。
我只得两次半亲聆歌剧的荣幸。贝利尼的《清教徒》，百年以来被他自己的《诺尔玛》盛名所掩，上演机会稀少，其实美极了，记得第三幕有一段二重唱，女角隐在台后深处，一声一声应着，如幽灵，亦如天仙，又一句一句传出来，全场大静，凝神谛听。
另一次是瓦格纳的音乐剧，好像是《女武神》？总之是迟到了。迟到的听众，此地规矩是不可在开演后入场的，一律被客气地引到一间冷飕飕的边厅，让你观看同步播放的录像。这一着虽说抱怨不得，但不知是算作安抚还是惩罚：从隔壁分明传过来排山倒海的序曲，手里又分明捏着票子，却面对一架电视机，而且还是黑白的。好不容易熬到首场落幕，衣履光鲜的迟到者这才鬼一般摸进场子，四散觅座。
不过瓦格纳音乐剧的热闹兀长，倒仿佛是特意为迟到者着想的：那夜的演出竟至凌晨一时才结束。脑子里全是那五六位牛高马大的女武士在布景悬崖上持戟高歌。地铁站里，早已杳无人迹。
那半次，看的是《卡门》。过了十点吧，我与朋友路过歌剧院，门丁不知何往，当下我们决定混进去，旋即已经摸黑窜入甬道，怦然心动遥望舞台。卡门同志又老又胖，唱是唱得好极了，挨了刀子慢慢倒下的身姿，也颇成功。之后呢，天哪，一匹真的马，满身不情愿的样子被牵上舞台，垂头听着斗牛士的嚎哭与众人的大合唱。散场时，一位老绅士挤在我左侧朝外走，显然大为激动，目光灼灼地对我说：“喔！伟大、伟大！年轻人，你以为如何？”
我以为如何？幸亏当年我是年轻人，现在可不敢了。
对了，在米兰的古老的斯卡拉剧院还听过一回旧俄名剧《伊凡·苏萨宁》。其时苏联还健在，全体演员来自国家剧团，我听着，忽然就伤感起来：女主角在父亲被抓走后唱的那首咏叹调--“凶恶的强盗闯进家门”--我家原是有那首歌曲的唱片的，三十三转，是上海当年的女高音张利娟，反正那唱片在抄家时被闯入者当面掼在地上，裂成两半，裂了，自然不能再听，也就没给抄没，我记得是又放回封套，存了好几年，日后记得歌词，还独自在江西的山路哇哇地唱。
意大利的遗老遗少，革命与战争一场场闹下来，居然还在，那夜最是吃惊而难忘的，是幕间休息时在二楼厅堂目睹米兰上流社会众生相。这样的华衣美服，这样颓废清雅的仪态，美国见不着。年轻的俊男美女自是不少，可在那些上了年纪的绅士和夫人身边，竟黯然失色。怎会失色呢，不说也罢。
此外还见过谁？棺木中的霍洛维茨写过了，见鲁道夫·塞尔金，是他的告别演奏，依然对掌声喝彩毫不动容。指挥家见得多些，我指的是电视，其实电视上看得最真--但在中国，在我少年时渴望一见的殷承宗同志，确凿见到了。八五年，卡内基厅，人到外国，当然弹外国曲子，谢幕时，他特意抬脸朝向二层三层以上多行了几秒钟注目礼：中国穷留学生买的都是廉票。不料这一注目，从四楼飞出一句纯正的京片子：
“《黄河》！来一段《黄河》！”
殷承宗欠身行礼，看不清他的表情。穿着类似燕尾服的黑色舞台套装，行止倒也中规中矩。只见他沉吟片刻，撩起后摆坐好了，弹了《翻身道情》。
由当晚可数的美国听众听来，《翻身道情》是唯一的“外国音乐”。
一九九五年四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