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四点钟了。我继续走。旧城的更北端，街道渐渐平凡而凄凉--很想描述这一路，很难描述，一度我以为找不到舒伯特的家--接近闭馆时分，我走进这座十八世纪的平民院落，一方小井，竖着铁制的杠杆，据说原先的住户撤空了，辟为舒伯特故居，后院有白桦树。他家在二楼第一间，门边留着当年的灶台，灶沿灶顶是熏黑的墙。说明书交代这间房住着父母，哥哥，舒伯特，多么亲切，和我幼年的家一样。怎么可能四口人呢？他是父母十四个孩子中的第十二个，一七九七年，贝多芬迁入今天我两度造访的大公寓，同年，在这里，舒伯特诞生了。
本雅明说：一个三十五岁上死去的人，留给世人的记忆永远三十五岁。这话意味深长。舒伯特死在三十一岁，戴着他那副眼镜，胖胖的，一头卷发。临死那年，一八二八年十一月初，他还试图就教于西蒙·赛赫特，一位著名的维也纳对位学家。经已创作了全部作品的舒伯特还想请教对位学家？！十一月十九日，他去世了。每听他的第九交响乐，我就想：他快死了，而且他知道，而且仍然写，而且他晚期的作品那般猛烈，而且他从未听过自己的交响乐交付演奏，效果怎样--今天上午，下午，我在莫扎特贝多芬的家不曾想起他们的乐音（除了戴上耳机的一瞬）。为什么音乐记忆会在音乐家故居被中断？他们的房间过于安静了。但在舒伯特家，并非故意，心里几度掠过他的乐句：朔拿大，即兴曲，第五交响乐的调皮的首句，《鳟鱼》明净沉浮，《魔王》的男声从头到尾颤抖着，还有，气贯长虹的第九交响乐第四乐章。至今我没找见他最后一部漫长的四重奏的好版本，第二乐章的惊人独白，如缕不绝……非凡敏感的人，金子般的心。出于高贵的羞怯，他不敢上前和贝多芬说话。历史可能小看了舒伯特。浪漫主义是个似是而非的词。有如父性与母性：海顿、莫扎特、贝多芬的神秘基因在他短暂的性命里多活了一场，古典音乐的架构与逻辑由他实现最后的凝聚，此后即溃散而支离了。
他的眼镜在展柜里斜放着，他与年轻朋友相聚演奏的油画，画到一半。他的家如今和其他房间打通，展室延伸，有一单间空房只挂着他朋友当年画的画。莫扎特的家访客盈盈，贝多芬与舒伯特的家，寥寂空旷。我喜欢这寥寂。在平民的陋室，舒伯特成为舒伯特，人的禀赋无可估量。记得他的人，自会记得他。有位男子与我同时进来，先走了。窗外的街，院子，暮色四合，灯开亮了，是寻常人家将要聚首晚餐的时刻。那灶台。楼梯角有一间偏房，如中国任何小单位的传达室那么小，出售舒伯特的纪念册和数量不多的碟。一个在第八第九交响乐中沉毅雄强的舒伯特，与这覆着井盖的院子，与纪念馆将要锁门下班的时刻，何以对应。回到圣斯蒂芬大教堂附近的旅舍，游客熙来攘往。人世的一切不配音乐，但他们确曾活在人世，住在维也纳。去年在维也纳待了几天，此刻不记得了。文章已经写得很长。探访故居的翌日，谢天谢地，谢天谢地，我得缘观赏《魔笛》，神魂颠倒。他们从未死去，在一句一句歌唱中，就是他，正是他。怎样描述这聆听？那时不知一年后又能来到维也纳，又写一篇文章。
初到两天，我迷失在艺术史博物馆，自以为并非为了音乐来到维也纳。离开那天，我已忘了城里的绘画。犹如发生重听，在维也纳的最后一天，耳边总是《魔笛》演出现场的二重唱与三重唱。真的人声。难以承受的美。碟片的声效总难分辨每条喉咙的质地和方位，非得在现场。这座城遍布音乐的踪迹，郊外是他们的坟墓，城里留着他们的故居，一年四季，每天每夜，全城的音乐厅上演他们的曲目。停留几天，岂能了解维也纳。我没打听马勒、布鲁赫、施特劳斯、贝尔格，还有勋伯格的遗迹在什么地方。我只是奇怪，仿佛私人的疑案：我怎会在贝多芬家的昏暗楼道兴起和维也纳毫不相干的联想。
临到旅程尾端，总舍不得走。一早起身，对街的窗户灯光辉煌，那是一家私人舞蹈学校，男女舞者再三再四折腰屈腿，练习同一的舞姿。伸出脑袋向街巷尽头看，是那座纪念十七世纪维也纳人战胜黑死病的纪念碑：一六八三年左右，城里爆发瘟疫和饥饿，人们甚至煮食猫肉，郊外，由卡拉·穆斯塔率领的二十万土耳其军队安营扎寨，包围维也纳……午后的飞机，十点钟去古董店取来木雕圣彼得。他藏在层层泡沫塑料中，由胶带团团裹紧。小心翼翼放进挎包，背着，在机场又小心翼翼地横倒了，放稳了，缓缓通过进关的检查口。寻到座位，我像是带着一个小孩，双手抱拢他，离开维也纳。
二〇〇九年八月至十二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