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际关系的变幻
当我们从“要花很长的时间期待，很困难地得到一样东西”变成很快速、很容易就能取得，而且选择更多，于是有后来的不珍惜。当这个现象转换到伦理跟人际关系上，就会变成一种新的问题。
譬如现在的网络恋情、一夜情，那种情爱关系的混乱。当然，我说“混乱”是用过去的伦理来看，可是我们都知道，伦理、爱是跟着环境在变，并不是绝对的，它其实也跟很多东西错杂在一起。
我住在巴黎的时候，我觉得法国整个社会的节奏与速度没有像我们那么躁动，因为它本身的旧传统和新科技没有完全对立。法国的科技当然比台湾进步，可是相对的，他们的文化也深厚，而我们经常在炫耀高科技，社会文化却是短浅的，缺乏一种厚实的渊源让我们稳定下来。尤其我们还有一个很深的矛盾，就是试图要与文化母体切割，可是当我们为了不受母体限制，而把母体深厚的文化渊源也切断时，自己就会变得很短浅。
台湾真的有重重的矛盾，我们希望自己不受母体干扰，不会被飞弹威胁，所以把自己一步一步孤立出来，最后母体的大文化、大传统，以及很深厚的伦理，也被切断了。今日社会上很多关系的混乱，都跟母体文化切断有关。过去我会觉得，没关系，切断就切断，管他的。可是当问题一个一个浮出来时，我开始觉得那种矛盾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不要忘记《论语》曾经在这个岛屿上发生了很大的作用，如今它变成一个腐朽的符号，慢慢消失；还有那些戏曲、那些传统的诗词，在泛政治的思考之下，都变成不合时宜，也慢慢被淘汰。这种矛盾恐怕不是一下子可以解答的，台湾大概特别需要有更周到、更周密的心思，才能够在转型过程里不会掉入进退失据的困境。
我想，一个社会的变跟不变，只是一个互动的关系。在快速的变动当中，我们完全遗忘了不变性的稳定力量，就好像我们切掉了《论语》、唐诗、宋词里面基本的精神，接下来，什么东西可以替代它？
台湾的富有并不是因袭而长久的，外在的变量还是很大，所以我们对于财富其实是有焦虑感、不安定感的，在这样子的状况下，我观察到台湾的一些企业或者家族，流动性很大，好像随时准备着要走，或者是要结束，或者要变坏，与欧洲资本主义那种一代一代传承的企业，绝对不一样。我想这个是台湾目前一个巨大的悲剧，也使下一代处于一个慌乱的状况，这里面最有趣的是，我们切断了文化，却保留了过去中国家庭里面对孩子的保护和供应，所有东西都给孩子，所以今天的孩子，他们为所欲为，予取予求，因为传统的父母对子女的爱已经变质成一种堕落的引导，就是让他们取得物质变得非常容易，要什么就给什么，他们从小就没有艰难取得东西的经验，艰难是一种教育，没有艰难感就没有珍惜。
老画家刘其伟说过，他因为受日本教育，到九十岁高龄时还会想去非洲、去婆罗洲冒险，他就觉得中国人的教育根本是一种安逸的教育，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对于冒险犯难的鼓励非常非常少，因为中国是农业保守的社会，离家就代表悲剧。如果我们真的要接受西方的资本主义，不要传统伦理，那么是不是父母也应该学西方伦理，让孩子十三四岁就独立，要读大学就想办法筹学费？而不是把两种伦理负面的东西合在一起，教出一个被宠坏的小孩。
我们知道农业社会需要人力，所以发展出“父母在不远游”的伦理，把家族人力集中，而不同家族就组织成社区的关系，互相帮助，互相依存。农忙的时候就是这样，稻成熟不收割就会腐烂，春雨过后一定要插秧，是有时间性的。所以农业社会发展出来的伦理需要一个人的内在的群体性很高，个人的独立性就不需要。而西方发展商业、牧业，都是个人的，所以他们的文化标榜individual。在社会从农业转换到商业以后，群体性的家族、社区伦理，受到西方个人主义的冲击，变得扭曲了，比如那种互相依存的关系，转化成前面提到的八卦性，因为农业社会里个人的所有行为就是会受到社区的监督；比如父传子的观念，以至于很多的企业家第一代把公司交给孩子，但孩子不一定能够承担这个任务，最后就富不过三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