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人为本的教育
然而，现在我们要传承这样的风范是比较艰难的。整个社会物化的速度越来越快，范围越来越广，很少人能逃过物化的影响。教育也越来越无能为力，尤其又卡在一个考试升学制度，如果没有办法对抗这个制度，就没有办法去扭转孩子的观念。
很少人会有勇气去对抗这个制度，你怎么敢对一个高中生说：你不要考试，不要升学，你现在正是最敏感的年纪，应该去画画、去读小说。
我不敢讲这个话，因为要面对的是巨大的压力，他的父母、他的学校、他的同学、整个社会的价值观，这个时候要谈人性、谈文化的根本，真的非常困难。
俞老师教我们时，我们的学业大都完成了，所以在那边上课时，我们有一种自在，这也是我为什么辞掉大学的工作，宁可去教一些社会人士，因为他们没有考试的压力，我可以畅所欲言。今天连在大学都很难，后面还有一个研究所入学考试。我刚开始在大学教书时，还没有那么多人想考研究所，学生很好教，但是现在，几乎每个人一进大学就在想研究所，连选课都会注意这一个老师是不是研究所的老师？凡事以考试为导向、升学为目标，若教育体制从小学到大学都是如此，他们会愿意谈人性、谈艺术、谈文化吗？
可是，有一天他会发现他需要这些东西。我有一个学生就是如此，毕业后在画廊工作，画廊需要很多专业知识，他才发觉自己美术史没有学好，所以花很贵的学费重新回来上我的课。他绕了一大圈，还是回来了。
我想，在体制不变的状况下，我拉着学生来谈人性、谈美学，是没有意义的。可是我会等着，等一个他们愿意听我说话的时机。
我也不会鼓励学生去对抗制度。虽然我自己是这么做的，我在初中就从体制中出走了，高中联考也没有考取，但我不觉得自己现在是失败的。
只是我也要诚实地说，这么做很危险，因为孩子要面对非常巨大的价值压力，很可能会崩溃、变坏、扭曲，真的要非常小心。我自己在教书的过程中，若是很确信要带这么一个所谓“叛逆”的孩子时，我会长期跟他保持联系，让他这条路走得更稳，让他更有信心。这才是教育真正应该要做的事。老师一定要是人师，也永远要以人为本；教育本身就是对人的关心。
当然，在体制内做最大的争取与改革，不能只靠老师，我想就算俞大纲先生在这个时代，他也会是很安静的。其实俞老师的时代，对他来讲已经是一个忧伤的时代了，可是，他是在一个非常优雅的文人家庭长大，他的哥哥俞大维、俞大绂，妹妹俞大，也都是一等一的院士。俞大维虽然是世界有名的弹道学专家，可是你听他谈起古学，也是非常精彩。这种家庭真的不得了，就是因为家教严，国学基础好，又学习到非常好的西学，而能成就他们的风范。
俞大纲对我说，他爸爸妈妈喜欢看戏，经常带他一起看戏、讲戏，他就变成戏剧专家了。他的教育是在日常生活中耳濡目染的，从来不是拿着书本上课，所以你听他讲李商隐，一首一首讲，不需要看书，因为从小爸爸就是跟他一面吟诗，一面唱戏，把李商隐讲完了。
我想，一个好的人文教育，还是要扎根在生活的土壤里吧。
欧洲的精英分子不少也是这样出来的。法国当代作家尤瑟娜尔（Marguerite Yourcenar），她是贵族出身，从来没有进过学校，但是她在一个很人文的环境中成长，从小父亲就带她看书、鼓励她写作。当然，现代家庭恐怕很难不把孩子送进学校在家教育。可是重要的是，教育不能够只求量，不求质，学校不是制造商，让学生一批一批得到文凭毕业就好了，还是要关心人的问题。即便是在这么一个物化的体制中，学校老师受限于许多的政策，至少要抱持着一种想法：能够关心几个就几个，尽到自己的最大能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