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光中（３）

 　　高凖和余光中均反对台独，但一个是左统，一个是右统。由于政治观念再加上文学思想的重大差异，高凖对余光中的诗评价不高。他认为，余光中从1950年起到1956年，一直写着新月派式的格律诗，作品“几乎无一可观”。对于被许多人认为有民族诗风和新古典精神的《莲的联想》，高准认为实际上所表现的是“一种凄楚的‘东方式’的秀美，但却并没有民族精神与民族爱的表达，与古典主义也不相干”。高凖的文章判断多于分析，显得粗糙。如他认为长期以来余光中“并无民族精神，而与《在冷战的年代》的同时写的《敲打乐》中，却无可掩饰地深刻地表露出了他那一讲到美国就崇拜到五体投地，一想到自己是中国人就引以为无限羞耻的令人震惊的心态。所以他虽然一度以‘回归民族的’来标榜，其实不过是参加了一次‘化装舞会’而已”。15这里对《敲打乐》的看法，有断章取义的嫌疑，就不完全符合作品的原意。
　　
　　高准和余光中相识于1961年，在乡土文学论战发生时已有十六年的历史。余光中比高准年长十岁，高凖一向把余光中当长辈看待，可高凖失望地说：“想不到他对于比他年轻的朋友，竟是以这样一种阴谋暗算的态度来对待！他的为人，也实在使我太失望了。”16
　　
　　事情系由高凖1977年5月编的《诗潮》第一集所引发。彭品光曾指责该刊第一集封面封底设计，有遥远的大陆，有海洋，有海岛，天空和大陆是一片通红，海洋和海岛是一片黑暗：“所指为何？相信大家都很清楚。”17高凖辩解道：事实上，无论封面与封底，均无大陆，也无海岛。唯一的罪状大概是用了红颜色。“红颜色是不能用的吗？”彭品光指控的另一理由是《诗潮》第一集为“倡导工农兵文学的专辑”：一是《诗潮》包含有《工人之诗》、《稻穗之歌》与《号角的召唤》三组作品，这正是“工、农、兵”，是“狼来了”！高凖反驳说，《诗潮》在诗创作方面，一共分了九组，计为《歌颂祖国》、《新民歌》、《工人之诗》、《稻穗之歌》、《号角的召唤》、《燃烧的爝火》、《释放的呐喊》、《纯情的咏唱》和《乡土的旋律》。《诗潮》是以促进发扬真正三民革命精神的文学为总旨趣，所以这些诗的分组、编排上也照着民族、民权、民生的次序。《歌颂祖国》是发扬民族主义精神，《新民歌》是表现一种平易近人的民主风格，是发扬民权主义精神，《工人之诗》、《稻穗之歌》是发扬民生主义精神。关于工人与农人的诗篇，台湾一向极缺，所以特别标示出给予园地。但《号角的召唤》却不是以军人为主题的。这说明彭品光连依标题望文生义也没有望对！18
　　
　　《诗潮》第一集出版后不久，余光中从香港回来，高凖去看他，并带了一本送他。据高凖说，余光中看到里面没有他的诗，就不高兴，“接着他翻到其中的一篇《李白诗中的战斗性与入世精神》中有一句说‘李白对国家的强大统一是非常关怀的’。他说：‘这就该骂！这还不是有问题吗？’我说：‘怎么呢？李白关怀国家强大统一是客观的历史事实。而即使引申到现实意义来讲，我们岂可不关心国家的统一强大呢？哪有什么不妥呢？’不料余光中竟说：‘李白也有问题，他曾经追随永王璘……’真想不到余先生竟连对李太白也要展开起政治清算来了”。19
　　
　　这里所说的余光中指责“李白也有问题”，是因为在戒严体制下，一般不允许人们自由讨论中国统一问题；还因为余光中不认同中共，他只认同文化中国。正因为高、余两人政治观点南辕北辙，故余光中看到该刊后几天，就写出《狼来了》一文，洛夫立刻在一个座谈会上引用，作为指控某些人“提倡工农兵文艺”的佐证。过了几天，余光中又从香港回来打电话给高凖，高问他“狼”是不是指唐文标，因为唐曾经骂他又给他戴帽子。余说：“人家戴我多少帽子，我就不可以戴他一顶吗？”高说：“人家对你是道德意义上的指责，而你造的这顶帽子却是要把人送进监牢去的，这可不一样也。”余光中就说：“这也不是戴帽子，是抓头！”高凖说：“有一句古话说‘罗织成罪’，就是这个意思吧？但你既说不是指《诗潮》第一集而言，请你在另文中澄清一下，因为已引起误会。”但余光中立即拒绝了，他忽然变了一种粗嘎的声调说：“老实说，对《诗潮》也沾到一点边！”余光中在电话里一开始否认“狼”文是指《诗潮》，后来又说是指到一点，《狼》文内容则又在某一二句子的气氛上，弄成可能引起人家对《诗潮》误会的样子。高凖认为余光中如此前言不对后语，实在使人失望。20
　　
　　高凖从此和余光中“交恶”，积怨颇深。尽管如此，他介绍的上述情况，还是对我们了解《狼来了》的写作背景，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陈鼓应三评余光中
　　
　　陈鼓应原先任教于台湾大学哲学系。1972年12月4日，他和王晓波及一些学生效仿李白关怀国家的强大统一问题，在台大举行“民族主义座谈会”，宣传中国统一等主张，后被捕。释放后他无法教书和工作，曾出版过《存在主义》、《庄子哲学》、《悲剧哲学家尼采》、《古代呼声》。他给人“一个激烈的自由主义者”印象，沉寂多年后因发表评余光中的系列文章声名大振。
　　
　　陈鼓应与余光中不存在个人恩怨。十年前，他们同是《文星》的作者。余光中给人的印象似乎也是自由民主人士，可《狼来了》发表后，陈鼓应改变了看法，并把他的作品全部找来细看，发现问题颇多颇大，其中最重要的是沉湎于资本主义病态生活的颓废意识和虚无情绪、买办意识和自我膨胀。他的作品里丝毫见不到他对别人的关心，也见不到他对社会人群有任何的关怀。他到了美国以后，看到高耸入云的帝国大厦，以及千里公路，万里草原，他立刻就被那里的物质文明所震慑，回头想到中国的贫穷，由此产生了民族的自卑情绪；又由于向美国的认同发生了阻碍，就越发对自己的民族国家产生了羞辱感，因而有一连串羞辱祖国的文字出现。21
　　
　　有了这些看法后，陈鼓应便以一个读者的身份连续写了“三评”：《评余光中的颓废意识与色情主义》22、《评余光中的流亡心态》23、《三评余光中的诗》24，并结集为《这样的诗人余光中》25出版。
　　
　　对《狼来了》这篇文章，陈鼓应同意徐复观的说法：这是抛给作家的血滴子。这不能单纯从“反共”来解释：“实际上他写《狼来了》的真正动机，只是因为有一群新起的作家影响了他的作品的市场，吸引走了他们的读者；只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他便不惜使出迫害新作家的手段。说穿了，如此而已。”26但在对余光中诗的总的评价上，他做了徐复观没有做的工作：“余光中的诗，不仅污染了我们民族语言，更严重污染了青年的心灵。”文中举了大量的例子，指出余光中洋化的语言，像“耸一个拉丁式的肩”，“我是很拉丁的”，“难为您了，真是，Signorina”，“向她，鞠了一个躬，非常意大利式的”，这样洋化语言乃是作者过分崇洋心态所导致。27这样的例子在余光中诗中举不胜举。陈鼓应在“语言污染的病例”的标题下，分《星空非常希腊》、《美丽的分尸》给予分析批判，并指出他的语言夹生的部分深一层的根源如同余氏自己的告白：“我是一只风中的病蜘蛛”；“我变成一个精神的残废”；“自虐狂的灵魂”。这种“自虐症状”如不及时治疗，要变成什么样是可想而知的。陈鼓应还说，他的作品，大量地散播着极不健康的灰色思想和颓废情绪。至于他的崇洋媚外，灵魂要“嫁给旧金山”，并死时以葬在英国的西敏寺为荣……他固然常说怀念中国，但当他把中国和美国相比时，却以我们的贫困为可耻，并以此而这样地嫌弃：“中国中国你是一场愧惭的病”，你是“不名誉”的“患了梅毒”的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