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公超（１）

 　　叶公超：从新月作家到外交家
　　
　　学术擅中西，才高自是气雄豪
　　
　　“水木清华地，文章新月篇。”（张兹闿：《挽辞》）的确，叶公超之所以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一席地位，这和他在清华任教时从事创作，尤其是加入新月社的文学生涯是分不开的。
　　
　　叶公超，1904年生于江西九江，名崇智，字公超，英文名George（乔治），广东番禺人。早年在天津南开中学读书时，正逢五四运动爆发，他加入“南开救国十人团”，到各地作唤起民众的演讲。1925年获美国麻州爱默斯特大学学士学位。1926年获英国剑桥大学文学硕士学位。这个硕士学位给叶公超日后从政增加了筹码，而他的母校爱默斯特大学后来送给他的名誉博士学位，反而不值一提。就在他念硕士时，获识英国著名诗人与评论家艾略特（又译“爱略特”），以后在1934年4月的《清华学报》上发表《爱略特的诗》，在1937年4月5日的《北平晨报》上发表《再论爱略特的诗》，使叶公超成为中国介绍艾氏诗与诗论的先行者。
　　
　　1926年回国后，叶公超在北京大学及北京师范大学主讲西洋文学，兼任北京《英文日报》与《远东英文时报》编辑。他初到北大任教时，年仅二十三岁。这时他有两个得意门生，其中冯文炳（废名）比他大四岁，另一弟子梁遇春（秋心）小他两岁。他上课时十分注意仪表，梳得发亮的头发配上含在嘴里的烟斗，显得风度翩翩，十足的绅士派头。再加上他授课时一口流利的英文，简直叫学生听出耳油，下课后还不愿离开教室。
　　
　　1926年春，叶公超参与创办新月书店，同年任上海暨南大学外文系主任兼图书馆馆长。1928年3月，《新月》月刊创刊，由诗人徐志摩任主编。新月社带俱乐部性质，并非是有组织的团体，成员有胡适、梁实秋、叶公超、闻一多、潘光旦、余上沅等人。这些人受的是英美教育，对苏俄的共产主义文艺政策缺乏好感，对上海左翼作家的亲苏行为十分看不惯。《新月》的出版便负有“对抗他们”的使命，如该刊提出的“健康”与“尊严”的口号，是对左翼文艺运动的反拨。叶公超在《新月》上发表的文章不是论争而是书评，这些书评用简约的文字介绍海外新出的名著、从出版界到著作家的重要信息，使读者及时了解世界文坛的现状和走向。1928年夏，叶公超为“新月”编辑出版了《近代英美短篇散文选》，另与闻一多共同编选《近代英美诗选》。
　　
　　《新月》最后三四期，除少数几位作家的诗文外，其他文章由叶公超用不同的笔名写就。在停刊前由叶公超最后主持的六期编务中，培植了不少新人，如曹葆华、钱锺书、常风、余冠英、孙毓棠、李长之、杨绛、卞之琳、李广田，等等。
　　
　　《新月》杂志及新月书店停办后，有《学文》于1934年5月创刊。发行人为余上沅，主编为叶公超。作为《新月》后身的《学文》，其同仁除《新月》的成员闻一多、林徽因等人外，另加入了刚回国不久在北大教文艺心理学的朱孟实（朱光潜），此外还有季羡林、赵萝蕤、刘西渭（李健吾）、何其芳。其中钱锺书发表在该刊第3期上的《论不隔》，为他后来写《谈艺录》打下了基础。叶公超由于编务繁忙，只在该刊发表过《从印象到评价》的论文，系统地反映了他的文学批评观。
　　
　　出于经济原因，更重要的是由于叶公超在清华已有五年教龄，这时轮到他到国外休假一年，因而《学文》于1934年8月出至第4期停刊。20世纪70年代末，台湾诗人兼编辑家梅新曾重印《学文》杂志，并由叶公超写了《我与〈学文〉》在1977年10月16日的台北《联合报》副刊发表。
　　
　　1929年秋，重新北上的叶公超，除在清华大学外文系任教授外，还在北大外文系任讲师。在抗战开始前，他在北平一直与“学衡派”核心人物吴宓在清华园做邻居。他们一个浪漫，一个守旧，却和平共处，不似二三十年代吴宓与新文学作家老死不相往来。如叶公超就曾在1931年11月30日吴宓主编的《大公报》上发表过《志摩的风趣》，提出徐志摩的散文成就高于诗这样与众不同的观点。
　　
　　《学文》编务终止后，叶公超于1935年夏季到欧、美、非、亚各大洲旅行。他在这次环球游中一边休闲一边思考问题，写有《留学与求学》、《大学应分设语言文字与文学两系的建议》，在胡适主编的《独立评论》上发表。从1936年秋起，叶公超为北京大学外文系专任教授，了结了他十四年的教育生涯中在清华大学连续执教六年的最长纪录。
　　
　　在北平执教鞭的日子里，叶公超先后开设了大一和大二英文、英文作文、英国短篇小说、英国戏剧、英美现代诗、18世纪英国文学、19世纪浪漫运动、文艺理论和翻译史等课程，并培养了像钱锺书、季羡林、吴世昌、卞之琳、王辛笛、曹葆华等高足。这时叶公超不仅在文坛上崭露头角，而且在个人生活上也过得颇惬意。1931年6月，他与潜心攻研物理的贵州女子袁永熹喜结秦晋之好，当时被人称为佳偶天成，是一对神仙伴侣。其子女命名不是出自洋典，而是出自中国古典名著《诗经》中的“彤管有炜”一语，即长女为叶彤，长子为叶炜。他这时不仅教书育人，成了年轻有为的学者，同时也奠定了他作为自由派批评家的地位。他在《新月》创刊号上发表的《写实小说的命运》，反对左翼文人提出小说负有改造社会责任的观点，认为小说应讲究艺术性，它并不是什么“伦理道德的记载”。这种观点虽系针对左翼倡导的写实文学而发，但在反对小说成为政治的传声筒方面，还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叶公超在朱光潜主编的《文学杂志》创刊号上发表的《论新诗》，鼓励新诗人读旧诗，从中国古典诗中吸取养料，这对那些只会从英美诗中借鉴的作家来说，无异送来一剂加强新诗的音乐性与可诵性的良药。
　　
　　鲁迅去世后，叶公超曾把鲁迅的所有作品找来通宵达旦地阅读，然后写了《关于非战士的鲁迅》和《鲁迅》两文，分别在1936年11月1日的天津《益世报》增刊及1937年1月25日的《北平晨报》上发表。这里说的“非战士的鲁迅”，是指从事学术研究的鲁迅和从事小说创作的鲁迅。提出“非战士的鲁迅”这样一个命题，确是对只强调鲁迅“横眉冷对千夫指”的战士一面的补充。尽管叶公超认为鲁迅的杂感不是谩骂，就是嘲戏，没有价值，并由此否认鲁迅的人格，但他仍十分赞赏鲁迅的散文，认为其成就超过他的好朋友胡适、徐志摩。胡适得知后，对叶公超表示严重不满：“鲁迅生前吐痰都不会吐在你头上，你为什么写那么长的文章捧他？”可叶公超认为：“人归人，文章归文章，不能因人而否定其文学的成就。”
　　
　　1937年抗战号角吹响后，“学术擅中西”的叶公超先是担任“长沙临时大学”（由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组成）外语系主任。1938年5月，该校迁往昆明，改名为西南联大，叶氏又任该校外文系教授。1938年春，为维护西周重器毛公鼎不落入敌伪之手，“才高自是气雄豪”的叶公超应其叔叶恭绰之邀，置个人安危于不顾，独自由云南到上海处理此事，以致被日本宪兵拘捕，投入监牢四十九日，幸毛公鼎未被搜出。
　　
　　叶公超结束十四年的杏坛生涯后，经董显光之延揽进入国民党中宣部国际宣传处工作。这是他投笔请缨从政的开始。在派往新加坡工作时，日军南侵后滞留新加坡，他组织了“星、马华人反侵略动员委员会”，所乘兵舰曾遭日鱼雷击沉，幸好被渔民救至爪哇。他冒着敌人炮火从印尼返回陪都重庆后，在记者招待会上侃侃而谈，对打败德国法西斯充满了信心，另把星、马的抗日活动描绘得有声有色，流露出一股浩然之气。不久他被派往伦敦任中宣部驻英办事处处长，他的外交才能开始有了展示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