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颉刚一直对这样的调查活动充满兴致的，他说：
我们一班读书人和民众离得太远了，自以为雅人而鄙薄他们为俗物，自居于贵族而呼斥他们为贱民。弄得我们所知道的国民的生活只有两种：一种是做官的，一种是做师的。此外满不知道（至多只有加上两种为了娱乐而连带知道的优伶和娼妓的生活）……这几年中，“到民间去”的呼声很高……然而因为智识阶级的自尊自贵的恶习总不易除掉，所以只听得“到民间去”的呼声，看不见“到民间去”的事实。
顾颉刚终于获得了“到民间去”的机会，虽然只有短短的三天，他自然全力以赴。特别是调查同仁之一的孙伏园正担任《京报》副刊主笔，这次调查的材料结果，不愁没有发表的园地，顾颉刚更觉得兴奋起来了。只是，转念一想，发表这些调查资料，会不会引起非议：《京报》提倡起迷信来了！顾颉刚又突然感觉有些沮丧。
想要“到民间去”，竟陷于这样的精神困境，是顾颉刚始料未及的。然而，更让他难过的是知识人的经济困境。这趟妙峰山之旅，调查的费用“仅仅领到五十元”，已不禁令他叹息不已：“堂堂的中华民国，为什么在学术方面的供应竟缺乏到这样呢？”不要痴想国家政府会支持这样的调查活动，顾颉刚自己的生计，都大有问题了。
在北京大学工作的顾颉刚，基本上得仰赖薪水过日子。可是，财政困窘的北京政府，没有办法按时发薪。1925年1月的薪水，得拖到6月才领得到第一笔，要到7月才能全部领齐。幸而顾颉刚在孔德学校兼职之所得，倒还可以按时全部收到，不致完全困窘无门。1925年12月底，因为前妻之父吴寿朋去世，顾颉刚为了丧事“出款浩繁”，已经吃紧，不料，到了1月初，不仅北大这个月不能发薪，连孔德学校“亦仅半薪”，让他大叹“如何得了”，妻子为此，亦是“肝火甚旺”。1月6日，好不容易请“长官”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主任沈兼士向学校借了八十八元，“可还许多小债”，然此终非长久之计。妻子因为闹穷的关系，“不怿之色，萃面盎背”，更让顾颉刚大为“不欢”（《顾颉刚日记》，1926年4月2日）。顾颉刚自己更是“债台高筑”，结算一下，“负债几及二千元”（《顾颉刚日记》，1926年5月16日）。“手头干涸已极”，甚至于房租都没法子付了，“没有法子”，只好向恩师胡适开口，“承借六十元”。本来，顾颉刚苏州老家“非无钱”，可是他“以种种牵阻，终不能向家中取钱”，反而得“有赖于师友之济助，思之悲愤。回家后哭了一场”（《顾颉刚日记》，1926年6月6日）。虽然，顾颉刚可以卖文救急，却总觉得自己不该把学问之事当成生计的奴仆，更觉得这样一来，做学问就不忠实了，不免内疚。生活窘迫既然如此，“北京居，大不易”，这样的环境，还能待下去吗？
三
这时候在北京大学任职的顾颉刚，同时也迈出了经营与学术文化息息相关的社会事业的脚步。
原先，当顾颉刚在1922年夏祖母病重时曾回原籍苏州照料，并且进了上海商务印书馆当编辑员。在上海的他，同一起任职于商务印书馆的沈雁冰（茅盾）、周予同、郑振铎等人，交往密切，常常聚在一起讨论、闲谈、听留声机。1923年1月初，郑振铎在聚会的时候发言道：“我们替商务印书馆编教科书和各种刊物，出一本书，他们可以赚几十万，我们替资本家赚钱太多了，还不如自己来办一个书社的好。”众议皆诺。于是，除了郑振铎与顾颉刚之外，联络了沈雁冰、周予同、胡愈之、王伯祥、叶圣陶、谢六逸、陈达夫与常燕生，组成书社，约定每个人每月缴十元，十个人共一百元，由顾颉刚存入银行。周予同提议将这个组织命名为朴社，也得到众人的同意。朴社的发展很快，接着又有俞平伯、朱自清等人的加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