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孟和生气的是，自己“受命进行西北工作”，计划进行并不顺遂，没想到傅斯年居然还来干涉社科所想要聘的人，难不成是说自己没资格主持这件事吗？他在信里对傅斯年这么说：
……今又遭一再鞭扑，且警告以所请之人不得任为研究员（实际上现仅有一人），弟行能无似，如足下承认弟无资格进行西北工作，或须完全退出中研院，尚祈坦白告我为幸。
他在另一封信里的一句“足下伎俩高超，素所深悉”，则更可能让傅斯年的血压升高不少，因而回信痛责道：
“伎俩”一词，其connotations在中国虽无标准字典，然试看《聊斋》《西游》《儿女英雄传》《封神榜》等书，完全是一句骂人很重的话，意为“小小阴谋”之类或英语之treacherous……此等骂人话，最好盼望我公收回，即是说，下次来信，声明收回“足下伎俩高超，素所深悉”十个大字，除非我公认为不必再作朋友的话。
双方言语里的火气，既已至此，友谊决裂，自是意料中事。最后，只好“公事公办”，诉诸中研院的最高领导当局朱家骅。陶孟和致函朱家骅，言明道：“请其设西北研究所，集合院中各所力量，内包括贵所之历史、考古、语言、民族四门，此所另请高明主持，至于社会所则仅担任经济、行政两门……”
傅斯年一样写信给朱家骅，主张社科所和史语所“两所工作之分界，提交院务会议”，并倡议“另由全院办一中央研究院西北工作站，其计划另呈”（按：傅斯年此一“西北工作站计划”，未见）。
面对着“西北研究所”与“中央研究院西北工作站”两项提案，朱家骅当时究竟做出什么抉择，他又如何化解陶、傅之间的冲突，目前尚不得而详（不过，就目前可以接触到的史料判断，“西北研究所”或是“西北工作站”并未曾成为中研院的建制。傅斯年之争，显然确有其实效）。然而，如果没有梁思成那个可以得到诺贝尔和平奖的动作，陶、傅友谊的裂痕，恐怕难以弥合吧。
在国难当头的时代背景下，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者，不愿在象牙塔里孜孜不倦，理有必然。特别是，来自政府和院方的“最高当局”的鼓动，人文社会科学居然“有可服务国家之处”的“实用”价值，研究者之雄心勃勃，意欲另辟天地，也不让人意外。可惜的是，陶孟和领导社科所“进军西北”的行动，“挂空牌于酒泉”，用傅斯年的话来说，却是“近于蒙蔽政府之事”。况且，这是“院务之大事”，应该“闻之院务会议，一商其各种可能之利害”；并不是院长和某位所长说好了，就可以算数，就应该执行。中研院的发展前景，该如何擘拟，实在不容许“黑箱作业”。
相对的，傅斯年最后之大义凛然地主张将此事“闻之院务会议”，并另起炉灶，提出“由全院办一中央研究院西北工作站”，却又是他忧心社科所和史语所的工作范围将有重复的“本位主义”的展现。用陶孟和的话，社科所和史语所的工作有所重复之处，实并无可忧：“退一步讲，中国学术工作，以至近于学术之工作如此幼稚，研究之处女领土如此之大，‘重复’……又有何妨。”
唯在傅斯年看来，他不能同意各所的研究范围有重复之处，故与陶孟和早有“君子之约”。偏偏，陶孟和拟聘用的新进研究人员，正违背了前此的约定，如费孝通就与凌纯声的科目重复，韩儒林之治学范围则恰如向达。傅斯年之争，显然是要对自己所里的成员有所交代。傅斯年之“争”，也并不是绝对“大公无私”的行动。不过，经此一“争”，朱、陶推动中研院“进军西北”的雄图，应该就此烟消云散矣。
必须承认，在“中研院”这个学术社群的发展道路上，往哪个方向上走，朝什么样的学术领域迈进，有时并不完全仰仗学术自身的逻辑而运作。即如彼时研究院想要“进军西北”的动力，日后“三民主义”也得成为一个学术课题/领域，并可在研究院（与各大学）安寨扎营，成立研究所，显然都并不是学术社群自身酝酿出来的；政府和院方的“最高当局”，才是带领“开拓”学术道路的火车头。
那么，远离战争岁月之后，学术社群还必须扮演同现实需要相呼应的角色吗？当代“产/官/学”三位一体的结合景象，对这个问题已然做出了解答。因此，从历史的宏观视野来看，傅斯年与陶孟和的争执，更终究只是场“茶杯风暴”而已。在“中研院”里，各式学术建制的“存在理由”，各有讲不完的故事。面对着“中研院”未来学术建制的兴废工程，述说这些故事，应该可以带给我们一些思考的灵感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