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蔡元培说起
蔡元培在中国现代教育学术史上的地位与贡献，有目共睹。身为中央研究院的创院院长，蔡元培对院内各研究所的成长与发展，更都有一定的影响力。就中国的脉络而言，创建与发展像中研院这样一个现代意义的学术建制，史无前例，它的成员，对于如何让中研院正常而健康地成长与壮大，其实都是“摸着石头过河”。在大家的理想里，当然愿意从制度规章层面为它建立可大可久的基础；唯就学术的实践层次来说，制度规章屡有不足之处，这时，恐怕就需要以日常互动往还的情谊所凝聚的共识/共信而济之，方能彼此相得。因此，这个学术建制的最高领导人，如果是位雍容坦诚、豁达大度的纯儒君子，以无形的个人人格感召来统领群英众士，所能鼓动的士气，实无可估量。蔡元培身为中研院的第一位大家长，他的一切作为，正树立了这样的典范。以他之尊重历史语言研究所（以下简称“史语所”）开创的自主空间为例证，正可凸显蔡元培的风范。
创始一个学术建制，招募人才是最基础的工程。但是，那还是一个征募学术人才的方式还未上轨道的时代，人际关系网络便居于相当的决定性地位。史语所于1928年创所之始，集济济多士于一堂，这些学界英豪，本来各有专职，他们之入所，便是蔡元培以院长身份而出面聘任的。当史语所在1929年北迁，并将“原以事业为单位之组取消，更为较大之组”，陈寅恪、赵元任分任第一组、第二组组主任，蔡元培即致函二人，深致个人之谢忱。蔡元培甚至还亲自出面聘请研究员，如刘复（半农）到史语所专任，便是他亲自出马与之商谈，劝其摆脱各机关的关系，而只担任“专任研究员”的结果。
史语所的持续成长，更赖于新血源源不绝地注入。所里的资深研究人员，屡屡引荐学界后起之秀——亦同时在清华大学任教的陈寅恪，推荐燕京大学历史系毕业的周一良入所，便是例证。史语所第一任所长傅斯年，亦曾在北京大学兼课，取“拔尖主义”，凡北大的优秀毕业生，往往为他网罗以去，如张政烺、劳干等便是由他拔擢进入史语所的。显然，史语所甄选未来的学术新秀，自有管道和法度，毋假外求，拥有相当的自主空间。
然而，史语所甄补新秀的自主空间，基本上是它的领导者与中研院的最高当局相互尊重，逐渐发展出来的。蔡元培的社会政治人际关系网络相当多样，向他要求援助的学界中人，不知凡几，史语所更是诸方想要“鲤跃龙门”的殿堂。身为中研院院长，蔡元培便屡屡应各界要求，向史语所推荐人事。例如，他认为钟凤年治《战国策》甚勤，觉得他的研究计划“甚周密”，便荐之于史语所。又如著有《中国词学史》的薛砺若、“于蛮源史籍致力颇勤”和 “蒙文程度亦似可应用”的毛汶、“专治东北掌故”的金毓黻等一长串的名单，也都在他的推荐之列。至如透过重重关系和蔡元培搭上线的其他人物，他也竟往往“不辨龙蛇”，好似“有求必应”。像商务印书馆的主人张元济是蔡元培的老朋友，经其推介，蔡元培便介绍庞熏琹给傅斯年；吴廷燮通过政界的汪兆铭（曾任行政院院长）、罗文干（曾任外交部部长），想要谋史语所一席之地，蔡元培也动手致函傅斯年而引介之。蔡元培交游广阔，泥于人情之累，不免给史语所（和傅斯年）平添若干烦扰。如蔡元培曾一游广州，在那儿受到蔡哲夫的“照拂”，他居然便将这一位与他仅是“初交，并不知其底蕴”的人物，推荐为史语所特约研究员，“以为工作之助力”。一言蔽之，蔡元培写给史语所的推荐书，堆积盈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