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自己盖房子和给别人盖房子有什么不同？
如果有，也是我自己感觉的“不同”，其实是相同的，它们都是在一个相对的条件下工作。“给自己盖房子”或“给别人盖房子”无非是在这个相对条件上发生变化。给什么人盖房子，只是房子的用途和你希望“盖”它的方式会发生变化，但是这个房子的样子、身份特征，仍然是由你做出来的，所以二者没有什么不同。
通常听人提到“艺术家”或者“建筑师”，这种说法只是为了方便。艺术家里很多人并不知艺术，建筑师里很多人也并不识建筑。或者说，每个人都是艺术家，每个人都是建筑师。不是说拿了一个学位，做了几个展览，或者得了一个什么奖，你就是艺术家了；或者由于毕业于哪个学校，你就成了一个建筑师。这些实在是无法界定的东西，只能是一个社会的称呼而已。
那么你觉得对你来说，做一个好房子的标准是什么？或者说，什么可以成为一个好的出发点去做这件事情？
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所谓的好房子，都是在一个特定的环境、特定的条件和特定的时期，为某种目的去做的。为什么强调这个特定性和限制呢，因为只有这个特定性和限制才能使所谓的“好”呈现出来。如果没有了这个特定性和限制，换到另外一个地方，这个“好”的评价标准就会丧失。所以说，一个好的建筑可以是一条山道、一座桥梁，可以是一所农户，或者是一个美术馆。任何一个“人造”的东西，都具有人为的美的评价、合适的手段以及有效的努力，也就是所谓的人的判断。这些不应限于造型手段，也不只是一种主观意图，很多建筑师有这种企图，这是层次很低的一种手法。
建筑是建造出来的，单是内心的美好想法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建筑是“建造”出来的，那么建筑如果只是停留在幻想阶段，那就不是建筑。之所以存在着这个愿望和现实之间的差距，是由于多数建筑师或者多数从事这个行业的人，缺乏良好的训练和素养，他们几乎不知道他们从事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行业以及这个行业的基本特征是什么。这是中国教育的失败。就像一个从事航空设计的人，并不会根据自己的愿望去把飞机做成什么什么样，而是遵循制约去建造。当这些制约得不到最充分的尊重时，好的建筑是不可能出现的。
在建筑设计领域，你和很多建筑师有过合作。你认为在这些合作中，你的特征是什么？
如果我有什么特征的话，我最明显的特征是--没有一个“身份”。我并不认为自己是个“艺术家”，我告知别人这个称呼是避免别人想象我在工厂开着车床，在修理汽车或者在制定什么行政计划。我是一个没有身份的人，这使我可以主观上从事任何我想做的事情。它不能使我成功地去做，但它使我在内心没有障碍。
我并不认为我应该只做建筑，何况我没有学过建筑，做第一个房子的时候，我没有想过建筑是怎么回事，但这并不能妨碍我去做一件我想做的事情。因此，我只可能遭遇所谓客观的失败，而不可能是主观的。好在我所做的这类事情，无论是艺术还是建筑，它们并不一定需要比日常生活更高的技能，也不需要比常识和基本能力更高的一些条件。我在这里还有可做的空间。
任何事情都无法成为人要做事的理由。我做建筑，那是不断地有人找我做，如果没人找我做，我一件都不会做。我对建筑这件事情虽然有兴趣，但我相信还有很多很多的事情，我根本不知道我是否对其有兴趣，这是显而易见的，比如种花可能需要更高的智慧、更好的技术，或者种花行为使我有更好的满足--我不知道。那么做建筑，是我一脚踏进这个坑里了，我扑腾了一下。在过去的六年中，我们日夜兼程，做了四五十个玩意。这既不是我们的目的，不觉得在这里有什么成就可言，也不觉得有太大的意义，只是因为有人问我能不能做，我说可以。我希望我不会长久地被我的愚昧所累。
但是房子盖起来的这个过程还是有乐趣的吧？
实际上，烦恼是大于乐趣的，在大多数情况下，你并不能把你的想象真正地全部实现。尽管我为其做建筑的人是比较自由的，只有相信自由的人会来找我做建筑，即使是这样，你仍然要面临一个庞大的系统，你常常是一个预言者，而不是一个真正的、完全的实施者。这个过程要牵涉到投资人，牵涉到结构设计和施工过程，各种政策法规的转换。这个过程很复杂，在过程中你要消耗大量的精力，等它完成的时候，你已经不愿意去想这件事情了，但你还是要想这件事情，否则你就会忘记这个痛苦了。但我说“能做”，是指还能把幻想放在下一件事情上。下一个和上一个是没什么太大差别的，耗到一定时候你会觉得不值得。做艺术和做建筑是两种困境。做建筑，由于它本身有一个限定条件，那么它的结果有一个相对完善的合理性，达到这一点，这件东西基本上是一个完善的东西；做艺术，是没有这个完善的，每当它完善的时候，就是这个东西已经失去意义了，是你要重新颠覆它的时候了。所以说，做艺术的敌人是来自内部的。如果你愿意妥协，你就是完善的。如果你不愿意妥协，你永远是支离破碎，不可能完善的。这是两种意义上的抗争。
维特根斯坦说一个好建筑师和一个坏建筑师的区别在于他能不能抵制诱惑。 在今天的中国，建造的可能性那么多，你如何看？
他的原话应该是：好的建筑师的努力是在排斥“不必要的”，不好的建筑师总是在试图做所有的可能。这句话完整而清楚，一个是在试图做所有的可能性，另一个是在排除所有的可能性，找到一个绝对点。这是一个哲学的说法，我比较同意他的话。
中国今天的建造的可能性是最少的，因为中国的建造仅仅是一个无意识活动，却被人们说得很神秘。实际上它和人穿衣吃饭没有差别。这个活动自始至终潜藏着美学判断和人对自身的理解问题。那么在世界范围内，没有谁在美学和哲学上，比中国今天这个社会处于更为被动、混乱和低落的情形。今天的中国是在美学上沦落到最低的一个社会，目前的建筑正是完整地体现了今天的美学状态。
那我们可以往中国的最坏点之前看吗？比如越过这个最坏点，怎么把中国传统中曾经有过的美好东西带到今天的世界里来？
这个东西很简单。真正要达到这一个点，逻辑上是简单的。首先，你要认识到今天的生活是怎样的一种生活。其次，要了解曾经的社会有什么样的传统。但是实际上，仅在前一个问题上，就已经出现一个不可逾越的障碍了，因为今天的这个社会永远不敢说自己是怎样的一个社会，无论是有知识的也好，劳动者也好，整个社会也好，都在有意无意地掩盖和抹杀这个社会的特征。在这个条件下，更无法了解它曾经是怎样的一个社会了。因为思考和逻辑应该是一体化的，在一个不一体化的社会里没有美感，那几乎不可能作出回答。
在对文化遗产以及他国优点的认识上，他国仅仅是另一个你，处在国境线的那一边；我们只是另一个他，处在国境线的这一边。但在这些基本问题上，中国人仍然处在极端愚昧的状态下，在本质上对“真”，对“事实”也都不明确。在这个状态下谈艺术和文化，稍微有点奢侈。 “真实”不需要寻找，“真实”和“事实”都摆在那里；“真”有很多种层面，只需要认同。
当谎言和伪善成为一个社会的共识，我们将面临体制性的原则丧失和判断丧失。当基本原则和判断都丧失了，美学就失去了依据。
采访者：《时代建筑》
2006年9月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