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纳克?我们对书的持久性提问——在我们的时代，文化似乎选择了别的也许更有成效的工具。只是，如何看待那些本用于持久地保存信息和个人记忆的载体，我是说被我们抛弃了的软盘、磁带、光盘驱动器？
卡里埃尔?1985年，文化部长雅克·朗要我创办并领导一所新的电影视听学校，F?MIS。我借此机会召集了雅克·伽乔等一批出色的技术人员，并领导这所学校长达十年之久，从1985年到1996年。十年间，我自然要了解这个领域里的一切新鲜事物。
我们当时必须解决一个真正的难题，说来简单，就是放电影给学生看。由于研究和分析的需要，必须能够随时控制一部电影的播放，快退、暂停、快进图像。传统的拷贝做不到。当时我们有录像带，但损坏很快。用三四年就坏了。同一时期，巴黎录像馆成立，目的是保存所有与首都有关的摄影和录像资料。当时给图像存档有两种选择，电子录像带和光盘，我们称之为“持久的载体”。巴黎录像馆选择电子录像带，并从这个方向加以开发。别的地方则试验了软盘，那些发起者们竭力赞美它的好处。两三年后，加利福尼亚出产了光盘驱动器（CD-Rom）。我们终于找到解决措施。许多地方先后做了奇妙的演示。我还记得第一次看到的光盘播映内容与埃及有关。我们惊诧万分，全然被征服。所有人都为这次革新而倾倒不已，它似乎解决了我们这些图像和档案专业人员长期以来遇到的所有难题。然而，制造这些奇迹般产品的美国工厂在七年前就关门了。
不过，手机和iPods产品有能力不断拓展成就。据说，日本人用以创作和推广小说。网络变得可移动，能穿越空间。不久还将成功推出视频点播技术（VOD）、可折叠屏幕和诸多奇迹。谁知道呢？
我似乎在讲述一个漫长的过程，仿佛持续了好几个世纪。但这至多只有二十来年。人们遗忘得很快。也许还将越来越快。我们说的无疑是一些平常的思考，但平常是一件必备的行李。总之，对于开始一次旅行而言是必备的。
艾柯?就在几年前，米尼的《拉丁文教会圣师著作全集》（共二百二十一卷！）开始有光盘出售，我记得当时价格是五万美金。这样的价格只有大图书馆才买得起，穷学者们可不行（虽然中世纪文明研究者们当时都在快乐地拿磁盘盗刻）。如今只须简单的订阅，我们就可以在线查阅《教会圣师著作全集》。狄德罗的《百科全书》也一样，从前有罗贝尔版的光盘出售。如今我可以免费在网上找到。
卡里埃尔?当DVD问世时，我们以为总算拥有了解决保存和共享图片难题的理想措施。在此之前，我一直没有建立个人的电影资料库。有了DVD，我以为自己终于拥有了“持久的载体”。但恰恰相反。现在又出现了极小的磁盘，可以像存电子书那样存入大量电影，但必须同时购买新的浏览器。那些美好的老DVD也不得不消失，除非我们同时留下老式的播放器。
话说回来，这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趋向之一：收藏那些被技术竭力弄得过时的东西。我有个朋友是比利时的电影编剧，他在地下室放了十八台电脑，仅仅为了可以看从前的影片。所有这一切都说明，没有什么比持久的载体更暂时。这些关于当代载体的惯性思考几乎都是老生常谈，却让我们这两个印刷初期珍本的爱好者会心一笑，不是吗？我专门为你从书架上找出这本十五世纪末在巴黎印刷的拉丁文小书。看，在这本印刷术发明初期的书里，最后一页用法文写道：“这部罗马风俗著作由巴黎新圣母街的书商让·波瓦特万印制于公元一千四百九十八年。”其中Usage采用旧拼法usaige，日期写法如今也废弃了，但我们还是可以轻松地辨读出来。我们还能读一本五个世纪以前印刷的书，却无法看或读一张只不过是几年以前的老电子录像带或老光盘。除非把旧电脑都留在地下室里。
托纳克?必须强调这些新载体的过时在不断加速，我们因此被迫重新规划工作和存储设备，乃至我们的思考方式……
艾柯?这种加速造成记忆的删除。这无疑是我们的文明的一个最棘手的问题。一方面，人类发明了诸多保存记忆的工具，各种记录方式、各种传送知识的可能性——当然，与过去时代相比这是极大的改善，那时人类只能借助记忆术，也就是记住的技艺，因为还不具备各种适于认知的工具。人们惟有借助自己的记忆。另一方面，撇开这些工具实际已带来问题的易损坏特点，我们还必须承认，在我们自己创造的这些文化产品面前，我们并非公道。我再举个例子，漫画杰作的原稿，由于极其罕见，如今昂贵到可怕的地步（阿列克谢·罗曼德的一张原稿就价值连城）。那么为什么原稿如此罕见呢？原因很简单，当初刊登这些漫画的报纸一制好版就扔掉原稿。
托纳克?在发明书或硬盘等人工记忆以前，人们所使用的记忆术是怎样的呢？
卡里埃尔?亚历山大大帝又一次面临后果难以估量的重大决策。有人告诉他，有个女人能准确地预言未来。他把她叫来，让她传授这门技艺。她说要点一堆大火，在升起的烟中（就如在一本书里）辨读未来。但她提醒这位征服者，他在观察烟时，千万不能去想鳄鱼的左眼。万不得已他可以去想右眼，但绝对不能想左眼。
于是，亚历山大大帝放弃预知未来。为什么？因为，当有人不让你想某样东西，你就只能想它了。禁忌成就义务。我们不能不去想那只鳄鱼的左眼。那只占据你的记忆、你的精神的动物的眼。
有时候，记忆——正如对亚历山大大帝那般——和无法遗忘也是问题，甚至悲剧。有些人天生有能力依靠简单的记忆术秘诀记住一切，他们被称为记忆术专家。俄罗斯心理学家亚历山大·鲁利亚做过这方面的研究。彼得·布鲁克曾以他的一部著作为题材创作了《我是一个现象》。你向一个记忆术专家讲点什么，他是不可能忘记的。他就像一架完美然而疯狂的机器，毫无分辨地记住一切。在类似情形下，这是缺陷，而不是优点。
艾柯?记忆术在于利用某个城市或宫殿的图像，其中每一部分、每个地方均与被记忆的对象相连。西塞罗在《论演说》（De Oratore）中讲过一个传说，西蒙尼得斯去参加一场希腊显贵的夜宴，就在他离开大厅时，房子突然倒塌，压死所有宾客。有人找西蒙尼得斯辨认尸体。他做到了，成功地回忆起每个围坐在餐桌边的宾客的位置。
因此，记忆术就是把空间表象和对象或概念联系起来，使两者连为一体。在你的例子里，亚历山大大帝正因为把鳄鱼的左眼和他要观察的烟联系起来，才无法自由地行动。记忆术在中世纪还存在。不过，自从发明了印刷术，我们不得不认为，这些记忆术的运用在渐渐灭绝。然而，我们这个年代却出版了有关记忆术的最漂亮的书籍！
卡里埃尔?你讲到漫画杰作的原稿在发表之后被扔掉。电影也是一样。有多少电影就这样消失呵！从十九世纪二十或三十年代起，电影才在欧洲成为“第七艺术”。自那以后，电影作品才被作为艺术史的一部分得到保存。为此才产生了最初的电影资料馆，最早在苏俄，然后是法国。在美国，电影不是艺术，至今依然是一种可再生的产品。必须不断重拍“佐罗”、“诺斯法拉图”、“泰山”，重新处理老套路、老库存。老版电影还有可能竞争新版，尤其那些品质好的老版。美国电影资料馆直到七十年代才成立！那真是一场漫长而艰难的斗争，仅仅为了获得补助，为了让美国人对他们自己的电影史发生兴趣。世界上第一所电影学校同样成立于苏联。为此我们应该感谢爱因斯坦。他认为必须建立电影学校，并且水平要等同于最好的绘画学校或建筑学校。
艾柯?在意大利，像加布里埃尔·邓南遮这样的大诗人在二十世纪初就在为电影写作。他参与创作了乔瓦尼·帕斯特洛纳的《卡比利亚》的剧本。在美国不会把这当一回事。
卡里埃尔?更不用说电视。保存电视档案一开始显得荒诞。国家视听研究所成立，专门用来保存各种视听档案，才根本改变了这种成见。
艾柯?1954年，我在电视台工作。我还记得，当时全是直播，没有磁盘录制。当时有种东西，人称“转录机”，后来才发现这个词在英美电视里并不存在。其实就是简单地用一台摄像机拍下屏幕。不过，这种设备既枯燥又昂贵无比，人们必须做出选择。很多东西就这么消失了。
卡里埃尔?在这方面，我可以给你举个好例子。这简直就是“电视初期珍品”。1951或1952年，彼得·布鲁克为美国电视台执导《李尔王》，奥森·威尔斯主演。这辑节目就这么无载体地播放，丝毫没有保存。但布鲁克的《李尔王》最终还是有拍录版。原来，有人在播放过程中拍下了电视屏幕里的影像。这份资料如今成为纽约电视博物馆最珍贵的馆藏品。这从许多方面让我想到书的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