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度相信，我们都是自己命运的主人——我们可以随意地塑造自己的生活……我克服了盲聋的障碍，这给我带来足够的欢乐。我还认为，只要投入到与生活的抗争中，任何人都能取得胜利。但是，走访了这个国家越来越多的地方之后，我认识到，我对于自己知之甚少的事情说得过于肯定了。我忘记了自己的成功有一部分得益于我的出生和环境……现在，我懂得了，在这个世界上，不是每个人都具备往上爬的能力。
教科书都不想涉及这一观念。“教科书的出版有三大禁忌”，一家规模很 不论什么理由，英雄化的结果都是对学生的潜在伤害。海伦·凯勒并非唯一一位被这样当作孩子来对待的人。向学生否定凯勒、威尔逊等人的人性将使学生始终处于一种思想不成熟的状态。它将使那种迪斯尼式的历史永远存在下去。迪斯尼乐园里的总统厅就是这样把我们的领导人美化为英雄政治家，而不是不完美的个人。我们的孩子们最终无法找到现实的角色可作激励的模范。学生们对历史上的因果关系也无从理解。比如说，我们的国家13次侵扰尼加拉瓜，就的确值得我们反思，特别是当我们试图理解那个国家为什么在20世纪80年代要拥护一个共产主义政府之时。教科书应该把历史视为偶然，受到思想和个人力量的作用。但相反，它们却把历史呈现为一道“做熟的佳肴”。
教科书、电影以及美国历史课有没有取得它们在我们的英雄问题上所想达到的结果呢？的确，教科书作者们希望，对于那些他们用同情的方式来处理的历史人物，我们要往好处想。实际上，我们做到了，至少从表面上看如此。近来的中学毕业生几乎没人会说凯勒或威尔逊有什么“不好”的地方。但是，这二位是否就被认为是英雄呢？我曾经多次在我的第一次课上问过共几百个大学生（多数是白人），在他们心目中，谁是美国历史上的英雄。结果，他们并没有选择海伦·凯勒、伍德罗·威尔逊、克里斯托弗·哥伦布、普利茅斯的迈尔斯·斯坦迪什或其他什么人、弗吉尼亚的约翰·史密斯或其他什么人、亚伯拉罕·林肯，甚至也没有选教科书告诉他们应该选的那些美国历史人物。 “水门事件”之后的一代学生对所有这些“既定的”英雄抱以冷嘲热讽，说他们“令—人—乏—味”。
有些学生选择“无”。——也就是，他们说美国历史上没有英雄。有些学生把我们具有美国特色的同情心付给了那些可怜的失败者，因此选择了非裔美国人，比如，马丁·路德·金、马尔科姆·X，或许还有罗萨·帕克斯、哈丽特·塔布曼、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还有些学生甚至选择外国人，不管是男是女，比如，甘地、特蕾莎修女、尼尔森·曼德拉，乃至（现在已销声匿迹的）米哈伊·戈尔巴乔夫和鲍里斯·叶利钦。
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一种健康的倾向。我们的确希望学生具有怀疑精神。或许我们想让他们敢于挑战，不再需要别人来告诉自己该去相信谁。但是，以我的品味，回答“无”太油腔滑调，太目空一切。但是，对于英雄化来说，这种态度又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当教科书的作者们回避那些瑕疵、问题、不幸的人格特征，以及错误观念时，他们就把英雄从生动的男人和女人变成僵化的木偶。那些人的内心斗争消失了，他们不但不善，而且是伪善了。
学生们拿海伦·凯勒开玩笑，嘲弄那些道学家。中小学生们并非在残忍地取笑残疾人，他们这样做时，是在贬低那些好得不真实的虚假形象。但不管怎么说，我们失去了海伦·凯勒，她沦为一个笑柄，这的确令人颓丧。了解她极不平凡的一生，不仅能赋予盲聋学生以力量，而且对正常的女生，或许还有男生，都是一个鼓励。与世界上其他民族的人一样，我们美国人也需要英雄。像“如果马丁·路德·金还活着，他会……”这样的表述，说明了历史人物在当今社会仍然具有某种作用。我们大多数人在做一件事时，如果想到英雄也会这样做，就会对自己充满信心。谁是英雄，他们是否被当作活生生的人来对待，以及他们是否能被用作某种模范，都会对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行为具有特别的意义。
我们下面将要讨论我们的第一位英雄：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华盛顿·欧文曾写道：“要警惕有害的学问侵害伟人的英名。”这是在为英雄化辩护。1828年，欧文的三卷本哥伦布传记出版，该书至今仍影响到中学教师和教科书如何讲授这位“大航海家”。因此，不足奇怪，英雄化从我们手中盗走了哥伦布一生中的某些重要方面，只留下一些戏剧性的情节。
大的出版社的一位编辑这样告诉我：“那就是性、宗教和社会阶级。”对于前两者我都可以想象，但最后一点却让我费解。毕竟，社会学家知道社会阶级观念的重要性。然而，对美国历史教科书的考察又使我相信，这位编辑说的是对的。有些观念——比如，在美国机会是不平等的，并非每个人都有“在这个世界上向上爬的能力”——对于教科书的作者乃至很多教师来说，都是大逆不道的。教育家们希望把凯勒树立为能使年轻人受到鼓舞和激励的教育素材——如果她做到，你也能做到！于是，我们就不提她的成年生活，把她完整的生命变成模糊的“拎着自己的鞋带把自己提上去”。在这一过程中，他们把这位为穷人而战的热情斗士变成她一生中从未表现出的那个样子：乏味。
伍德罗·威尔逊也被同样地美化了。虽然有些历史教科书比其他的教科书揭露了更多的威尔逊任总统期间的劣迹，但是我所考察的18本教科书对他全都采取一个基调：尊敬、爱国，甚至阿谀奉承他。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威尔逊在20世纪20年代曾遭到广泛轻视，只是到了二战后，才受到一些政治家和历史学家的好评。戈登·莱文指出，我们两党战后一致打着人道主义的旗号，实行广泛的对外干涉的外交政策，而这一切都“决定性地肇始于威尔逊政府提出的意识形态和国际纲领”。教科书的作者们因此对威尔逊执政期间的对外干涉──大多是得不偿失的错误举措──以及其他令人失望之处轻描淡写或予以辩解。
还有一大堆其他的原因可以说明为什么教科书会略去那些令人头疼的真相，比如：来自“统治阶级”的压力、来自教科书审查委员会的压力、人们希望避免模糊性、人们要求保护孩子远离伤害与冲突、人们认为有必要对孩子施加控制以避免课堂骚乱、迫于压力必须提供答案，等等。某种礼节也要求我们以一种尊敬的语调谈论过去的事情，特别是当我们向年轻一代传授所谓“我们的遗产”时。但有没有可能是我们不愿意把威尔逊往坏处想呢？我们似乎觉得，像海伦·凯勒这样的人，只有始终保持是没有冲突的、单向度的，才会有励志价值。我们不想要复杂的偶像。“人们不想思考。如果人们思考，他们就一定会得出结论”，海伦·凯勒指出：“结论并非总是令人满意。”我们多数人都很羞于卷入纷争，这是很自然的，也是可以理解的。我们特别在意要避免课堂上的冲突，原因之一就是习惯：我们如此习惯于温和，以至于任何教科书或教师只要把真正有见地的思想带到课堂上，都会使我们受到打击，并被视为对我们的政治言论以及课堂纪律的冒犯。毕竟，我们要为死者避讳。或许，当我们在读到我们的民族英雄时，也应该保持同样的尊敬、尊重和敬仰态度，就像在参观我们的国家大教堂、瞻仰海伦·凯勒及伍德罗·威尔逊的最后安息地时一样，我们在肉体上与死者如此接近，但在精神上却相去甚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