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办军工求自强
和老师曾国藩一样，李鸿章的洋务活动也是从军事开始的，而他在中国军事近代化方面的贡献，要远远超过他的老师，也超过了他同时代的其他洋务大臣。这一方面和他不拘成法的办事风格有关，同时也是和他刚一出山就被派往列强盘踞的上海，推行“华洋会剿”政策的特殊情况有关。这一点，又是曾国藩有意为之的了。
1862年，李秀成率领大军攻打上海，上海派人向曾国藩紧急求援，经过仔细考虑，曾国藩决定派李鸿章前往上海，同时编练淮军，一方面抵抗太平军，实现战略包围，同时也是派得力干将，抢占这个重要的军饷来源地和洋务的桥头堡。
到达上海之后，李鸿章看见外国枪炮性能优越，杀伤力强，而中国自己生产的却质量低劣。同时他又发现，太平军专用洋枪，尤其是李秀成所部用洋枪最多。为了在战场上争得主动，李鸿章决定用西方新式武器武装淮军。
李鸿章通过兄长李瀚章，在广州购买了大量的西方新式枪炮，不仅用来武装改编后的淮军，而且分拨给曾国藩、曾国荃的湘军使用。从这年的6月开始，李鸿章的淮军里面也出现了“洋枪队”。从此以后，湘淮军开始了新式武器的装备，后来曾国藩多次说，湘淮采用洋枪，是李鸿章倡导的。
事实上也是如此。对洋枪洋炮，曾国藩并不迷信。当时曾国荃屡次要求李鸿章为他代买洋枪洋炮，曾国藩就表示，打胜仗“在人不在器”，关键还是训练好。这种认识当然存在一定的误区，这是曾国藩受条件限制的原因。但他并不保守，一旦发现洋枪洋炮的威力后，对于李鸿章的行动，他不但同意，而且还给予了极大的支持。在他的积极扶持和指导下，李鸿章才走上了洋务强国的道路。
在奕的帮助下，李鸿章的意见终于得到慈禧太后的首肯，允许他在“剿匪”的前提下，学习制造军火。
随后，李鸿章开始跟有军工经验的英、法军事人员接触，目的是要模仿他们的生产。由于李鸿章与外国军队的频繁接触，使他对外国武器的效力更为推崇。
在实践中，李鸿章的洋务自强思想也在不断深化。不久，他就认识到，长期依靠购买西方军火，只能增加对外国的依赖性，要想自立自强，就必须学习外国的生产技术，创办和发展自己的军工企业，实现自主生产。从此，他开始与有经验的外国军事人员接触，学习有关知识。经过不断地了解，逐渐坚定了生产西式武器的决心。
1862年10月，由韩殿甲领导的技工在李鸿章的军费资助下，开始生产炸药及雷管。
1863年，李鸿章雇用英国人马格里，会同直隶州知州刘佐禹，首先在松江设立了一个洋炮局，主要制造炮弹铜帽等军用品，这是上海最早成立的洋炮局。
这一年的9月，李鸿章调丁日昌到上海，又建了一局，仿造短炸炮以及各种新式炮弹。三个洋炮局先后成立，李鸿章将其合称为上海“炸弹三局”，当时又称之为上海洋炮局。
丁日昌，字雨生。广东丰顺人。他曾任江西万安知县，当时李瀚章是丁日昌手下的赣南道。丁日昌因为万安失守被革职，投奔到曾国藩处当幕僚。曾国藩很欣赏丁日昌的才干。李鸿章组建淮军的时候，就想要丁日昌跟自己去上海，曾国荃则提出要丁日昌跟自己去攻打天京。曾国藩谁也没有给，把丁日昌和李瀚章一起派到广东去办理厘金了。当时还在到处寻找人才的李鸿章听说丁日昌在广东军营，已经督制出了大小炮硼36尊，子弹2000多颗，十分羡慕。心想如果能让他来主持炮局就好了。李鸿章于是使劲追着曾国藩要人，终于奏请朝廷批准把丁日昌调到上海主持炮局。
事实表明，丁日昌办的炮局最有成效，它能制造“田鸡炮”（迫击炮），还有能发射80磅炮弹的“开花炮”。后来，丁日昌一直在李鸿章身边做他的得力助手，成为“洋务运动”的积极实行者。
1864年5月，和太平天国的战争已经接近尾声。按理，洋枪洋炮的制造也该放松下来，但是，李鸿章不但没有放松，反而认为更应当加强。在仿制洋枪洋炮的基础上，他强调，不但要仿造，而且还要逐渐学会制造“制器之器”，刻不容缓。建议朝廷向日本学习，掌握西方的先进技术，加强国家的国防力量，在世界上站起来。
韩殿甲和丁日昌分别主持的炸弹局，“都不雇佣洋匠，只选中国工匠，仿照外洋做法”，分别用手工铸造炸炮。这三个炸炮局所造的炮，大多限于轻便的短炸炮，炮重不满50斤，每月只造6至7尊。炸弹则每月可出产万余颗。
“炸弹三局”生产出来的各种炸弹源源不断地被送到前线，给李鸿章消灭太平军提供了有力的保证，并为李鸿章日后创办江南制造总局、金陵机器局积累了经验。江南制造总局又称上海机器局，成立于1867年9月，以生产枪炮弹药为主，后来能修船造舰，成为综合性的新式军用企业。金陵制造局，是把以前马格里主持的苏州洋炮局迁到南京建立的。到南京后，规模扩大了，生产能力也提高了。主要生产各种口径的大炮、炮弹和子弹，还生产其他军用品。江南制造局和金陵制造局，都是制造军用器械的兵工厂。它们用蒸汽机作为动力，以机器为工具，雇佣了一批工人，这表明中国出现了一种新的社会生产力。这两个局的资金都来自清政府的财政划拨，生产的武器弹药都归湘军和淮军以及其他各省军队使用。它们不参与市场竞争，不产生直接利润。这种先进的生产力结合官僚专制式的管理，实际上是一种官僚资本。有些研究者认为，在社会生产力极为低下的某种特殊环境下，这种官僚资本的介入，对经济与社会的发展是有益的。
1864年，淮军攻占苏州，李鸿章把马格里、刘佐禹主持的洋炮局迁往苏州，成立了苏州洋炮局。地址设在太平天国纳王府，占地比上海大得多。这期间，马格里通过李鸿章的允准又从外国购买了一批机器，规模扩大，生产也颇有成效，每一星期就可以生产1500到2000枚枪弹和炮弹，还制造了规模不同的开花炸炮。对此，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奕在1864年5月奏请朝廷允准，从保卫宫廷的火器营中选出了8名武弁、40名兵丁前往苏州洋炮局学习。于是李鸿章成了让人们刮目相看的洋务派首领之一。
1864年5月，同太平军作战即将结束，李鸿章再次强调制器之不可缓。他在致总署函中说：“前者英法各国以日本为外府，肆意诛求，日本君臣发愤为雄，选宗室及大臣子弟之聪秀者往西国制器厂师习各艺，又购制器之器在日本制造，现已能驾驶轮船造放炸炮。去年英人虚声恫吓，以兵临之，然英人所恃为攻战之利者，彼已分擅其长，由是凝然不动，而英人固无如之何也。”“日本以海外区区小国，尚能及时改辙，知所取法，然则我中国深维穷极而通之故，夫亦可以皇然变计矣。”
1865年，李鸿章接替曾国藩署理两江总督。他看到，原来所设立的三个洋炮局设备不全，就在曾国藩的支持下，购买了上海虹口美国人的一座旗记铁厂，将它和原来设在上海的两个洋炮局合并，扩建为江南制造总局。江南制造总局规模极大，该局用两江海关二成的洋税作常年经费，主要制造军械。此外，江南制造总局还附设译书局，专门翻译外文科技书籍。
该局坚持“自立”、“自强”的主旨，从经费的筹措、机器设备的购置、管理人员的委派到洋匠的雇佣、机构的设立等问题，李鸿章和曾国藩都要过问，可谓费尽心机。1867年夏天，江南制造总局从虹口一带迁至高昌庙，规模又有所扩大。经陆续扩充和添置设备，到19世纪80年代上半期，已拥有各种工厂十余座，船坞一座。1867年，用原有购置的设备，并自造一部分机器，每天已能生产毛瑟枪15支，12磅开花弹100发；每月平均生产发射12磅炮弹的开花炮18门。自1867年至1894年27年间，该局共计生产各种枪支5万多支，大炮585尊，水雷563枚，炮弹12万发以上。这些武器弹药除供应淮军外，还供应南洋系统及各地的炮台、军舰，各总督所辖地区的军队。这些军工产品统一由清政府调拨，不具有商品性质。
在制造枪炮之外，江南制造总局同时还生产“制器之器”也就是生产造机械。同时，还专门设立了一个制造轮船的分厂。李、曾二人都清醒地认识到，要对付西方列强，实现自强，对海域的争夺是关键，因此就要多造船，防御好沿海各个重要港口。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曾国藩又奏请另外划拨两江海关的两成洋税，其中一成作为江南制造总局专造轮船的费用。同治七年（1868年），江南制造总局终于造出了第一艘大型新式兵轮。中国近代的船舶制造业也从此开始发轫起锚。
从江南制造总局的成立可以看出，“自立自强”是其主旨，这是曾国藩和李鸿章师徒二人的主要目的，因此事无巨细，二人都十分关注，从经费筹措、机器设备的购置、管理人员的委派到洋匠的雇佣、机构的设立等题，他们都要过问，这使得江南制造总局从一开始就有了强大的人力和物力的支持，取得了较大的发展。
1863年11月，曾国藩从两江总督任上调赴徐州前线为钦差大臣，全力主持“剿捻”事务，李鸿章也移至南京。这样，苏州洋炮局又迁移至南京，改为金陵机器局，又称金陵制造局。该局局址设在南京中华门外的瓷塔山，规模又有所扩充，设备有所改进，到1879年计有3个机器分厂，翻砂、热铁、柞厂各2个，还有火箭局、洋药局、水雷局等；能够制造炮位门火，车轮盘架，子药箱具，开花炮弹、洋枪、抬枪、铜帽、大炮、水雷等。
1870年，李鸿章调任直隶总督，对崇厚所办天津机器局进行了接管并加以扩充。天津机器局在李鸿章的经营之下，分设东西两局，规模比以前大得多，主要生产火药、枪弹、炮弹、水雷等，辅之以修造船舰等。产品主要供应淮军以及北洋水师之武器装备。
李鸿章创办及接办的这几个制造局，再加上1866年左宗棠创办的福建船政局，成为中国早期军事工业的主干。几年间，制造局规模粗具，奠定了中国军事近代化的根基。在李鸿章和曾国藩的带领下，许多省份也先后用“机器局”、“制造局”的名义，不断设立军火工厂。尽管其中存在一些缺点，但是毕竟引进了现代化的生产技术，已经和原来的官营工场手工业有了根本的区别，打上了资本主义企业的烙印。而通过几年的努力，中国开始有了自己生产新式武器的能力，从根本上改变了清朝军队的落后状况，走上了国防近代化的道路。
综观李鸿章为实现“自强”而兴办近代军用工业的过程，从他购买船炮到仿而制造，其性质究竟是为了镇压国内人民反抗还是为了“自强”而抵御外侮呢？从以下几方面我们可以看出后者是主要方面。
第一，不论是金陵制造总局、江南制造总局还是天津机器局的兴建和扩大，都是在太平天国、捻军等农民起义败局已定的情况下，所以，如果李鸿章为对付农民起义而制造枪炮，是没有多大必要的。相反的，从前述促使李鸿章设厂制器的原因来看，“自强御夷”的目的是主流。
第二，李鸿章等人从购买船炮到自行制造的举动，为中国近代社会带来了一种实实在在的新生产力，并且为中国近代工业的产生开了新风气。
江南制造总局开局之初，就有过“各委员抨考图说，以点线面体之法，求方圆平直之用；就厂中之洋器，以母生子，触类旁通，造成大小机器三十余座的事实。
这种先进的制造之器，虽然由船炮引入，并在生产船炮的过程中被复制出来，但它一经出现，就会在数量上积累，而且按照自身规律运动，或迟或早突破其倡发者狭隘的预想。这是李鸿章等人在理论上和实践上为中国近代工业发展所作出的一大贡献。
第三，因制造船炮并为其服务的各项专门化技术工业的产生，对促进中国封建的自然经济的解体和新的近代经济的产生和发展，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19世纪60年代以后，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相继完成了工业革命，资本主义生产力得到了巨大发展，开始向帝国主义阶段过渡。可是，中国当时社会生产力相当低下，虽然在19世纪50年代已经出现了一些工矿企业，但它们基本上是由买办资产阶级所创立，并且规模很小，为缩小与西方国家之间存在的巨大差距，只能向西方资本主义学习。不可否认，李鸿章主持创办的江南制造总局内生产的枪炮，在最初当然主要是运往前线对付农民起义军；但这些工厂的主要宗旨却是制造兵船，目的是防御海口用以“自强御夷”。再加上这些工厂由中国人拥有主权，自己建造和管理，所以，这些工厂尽管属于军事工业之类，却具有“御侮”性质，并且为中国近代工业打下了最初基础。
总之，在19世纪末年，中国近代工业虽发展缓慢，底子薄，基础不牢，并在一定程度上依赖外国资本主义，多少带有买办性，但在由李鸿章主持下的江南制造总局等企业的倡导、支持以及影响下，中国近代工业已经诞生并缓慢而艰难地前进，所以李鸿章设厂制器的功绩是不可抹杀的。
第四，这些军工企业虽在“靖内”方面起了极其恶劣的作用，但在“御外”方面的实际效果也极为明显，我们不能把李鸿章主持兴办的军事工业看成绝对的坏事。而也应看到其积极作用。如1870年李鸿章接管并扩充的天津机器局，起初虽然是为镇压农民起义而制造军火的，但随民族矛盾上升，这些军事工业所制造的枪炮弹药在加强边防、抵御外来侵略战争中发挥了作用。又如，在江南制造总局内专设的轮船工厂，为中国近代海防和海军建设作出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虽然李鸿章一开始办工厂是为了镇压太平军、捻军等农民起义，但他的洋务思想在不断深化。他后来的活动表明，他办工厂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对抗外国侵略，用以“自强御夷”，维护清朝的统治和国家的安全，也就是实现曾国藩所说的“自强”。这一点上，李鸿章不但没有背叛曾国藩，而且比曾国藩走得更远，贡献也更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