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特拉斯花园是一座古老的果园，果园里百年的鳄梨树和芒果树述说着河谷从前的祥和安宁。那时候，城市周围尽是美丽的田园风光。花园最深处，左侧有一座乡村老屋，石灰砖拱廊，破破烂烂的大槽瓦屋顶，破洞被瓦楞铁皮堵上了。
装点着霓虹灯的拱廊下面有一个灯心草柜台，那是吧台。有些晚上，如果天不下雨，便会有一支管弦乐队来花园演出，在水泥台上用手风琴、小四弦琴和吉他演奏波莱罗一种西班牙舞曲。舞曲和昆比亚原文为西班牙语，一种风格热情的舞曲，节奏为八拍。。不过，今晚没有乐队，音乐是从一台震耳欲聋的音箱里传出的，音箱直接垛在露天咖啡座的方砖上。那音乐悲伤而激烈，瓮声瓮气的，我感到脚下的地面在颤动。
花园里空空荡荡。雨中，只有一对酒鬼坐在芒果树边的塑料圈椅上，脚浸在泥水里。花园里弥漫着小聚光灯的蓝色幽光。
拱廊下，姑娘们都坐在塑料椅上陪男人喝酒。吧台边有一台大冰柜，我见没人管，便自己去拿了一罐特卡特一种啤酒的商标。。过了一会儿，一个穿着墨西哥夹克的年轻人跑到这边来找钱。要想喝稠一些的饮料，得到咖啡座另一头的厨房里去要，厨房旁边是从前的洗碗池。
房子里刷成绿色。惟一的装饰在客厅，木瓦的原文为西班牙语。天花板，椽子上交错地钉着些牧豆树原文为西班牙语。板条。其余的一切都散发出陈灰积垢的味道，令人难过。星期六晚上到星期天，真是让人烦得要命，因为你等待的是明知永远不可能出现的东西。
咖啡座的尽头，在声嘶力竭的自动点唱机旁边，姑娘们像一串洋葱似的坐在塑料椅上。我进去时，她们瞥了我一眼，很快便冷漠地转过脸。这些姑娘还算年轻，但模样并不咋的。她们穿着束胸背心，合成材料的迷你裙，有些人脚上绑着高跟皮凉鞋，有些却只穿了白色运动鞋。我不敢问她们中是否有人听说过莉莉。对她们来说，我不过是个随便逛逛的家伙，她们不可能指望从我身上捞到什么油水。
她们不时地大笑，一边喝苦咖啡，一边抽香烟。聚光灯蓝色的微光反射在墙壁和地面的方砖上，把她们的脸映照得像幽灵。她们的嘴巴很大很红，眼眶是两团黑斑，这便构成了她们脸部的轮廓。不过，她们生着印第安女人的秀发，又黑又密，用仿珠贝梳子别在脑后。
自动点唱机还在唱歌，一首接一首的昆比亚，姑娘们似乎都不在听了。只有那两个酒鬼还在雨里跳舞，两脚跺着花园的草地，如同两头直立的狗熊。
我在拱廊下找了一张塑料椅坐下，又端起一杯啤酒。穿夹克的男人对我说了些什么，我没有听懂。我又回去跟圣地亚戈聊起来，此时，他也来到拱廊下稍微避避雨。我递给他一罐啤酒，他变得比刚才健谈了一些：“在革命时代，这里是兵营，”看到我很感兴趣的样子，他继续说，“有天晚上，革命者打到这里，把所有人都杀了。所以，这里后来就变成了庆祝沙龙。”他给我看一枚子弹：“看到了吗？这是三十乘三十的，是叛乱者们——克里斯特罗革命者使用的尺寸。”他把子弹放在我的手里，又凉又沉。我琢磨着，它是否曾经杀过什么人？“我从墙上把它抠下来的，就在路边上。”他喃喃地说，仿佛事情就发生在昨天：“他们杀了所有的人，一个也不剩，然后把尸体埋到一片田里。”
又过了一会儿，午夜时分，有个姑娘来找我跳舞，也许是圣地亚戈让她来关照我一下的。她是个高个子姑娘，胸脯挺得高高的，脸上的表情冷冷的。跳波莱罗舞的时候，我抱住她，我的每一根指头都能感觉到她的上了浆的硬邦邦的上衣。我们的腿不时会碰在一起。我闻到她皮肤的味道，混着她身上的香水味，还有她脸上的美白霜的味道。我们一直跳到最后一支波莱罗舞曲，然后在拱廊里找了个僻静点的地方坐下。我给她买了一罐啤酒，她喝之前先用手背抹了抹嘴唇。
“你到这儿来干什么？来旅游还是做生意？”她从我递给她的烟盒里拿了一根烟，叼在嘴里。她的嘴特别大，嘴里缺了一颗门牙，看上去有点傻。她长得不丑，但是有黑眼圈，显得有些疲惫。我看她顶多二十岁，体形却已经因为不断的生育或流产开始过早地松弛下坠。我想她可能跟莉莉很像。我向她提起这个名字，并没有抱什么希望。她却生气地看着我说：“你怎么知道我这该死的名字？你非得知道我的名字才能跟我做爱吗？”（她是用西班牙语说的，原话更粗俗。）我们又坐着喝了会儿酒，抽了会儿烟。后来，她拉起我的手，把我带进屋里。这是一间卧室，仅有一块帘子与吧台隔开。卧室里有张铁床，一把跟外面咖啡座里一样的塑料椅。墙壁上斑斑点点，天花板上的贴布破破烂烂。她迅速地脱下衣服，扔在椅子上。她的身体很丰满，乳房沉甸甸的，乳晕很黑，腹部光滑平坦，阴部完全剃净了，可能是怕有跳蚤的缘故吧。她在床上放了件奇怪的东西，泛着绿色的荧光，我忽然明白，那是安全套。在我眼中，那更像是一件外星来的装饰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