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的路面崎岖且狭窄，两侧的人行道很高，中间汪着水坑，不，是水塘，是污井。汽车打着探照灯开过，水一直淹到半个车身的高度，大团泥浆溅到稀稀拉拉的行人身上。他们披着塑料袋，忙不迭地往两边躲闪。
八月，蓝天穹庐般地笼盖着火山，河谷被水淹没了。水，黑色的、发臭的水，从排水沟里溢出来，从田野深处涌出来，慢慢地，慢慢地流过水沟，流过停车场和路肩。城市四周，一望无际的稻田闪着金灿灿的光泽。
我在这个季节来到河谷，搭的是西方公共汽车公司（Autobuses de Occidente,）的车（“西方公共汽车公司”中的西方Occidente 一词与 Accidente该词意为“事故”。音形相似，因该公司的车机械状况很差，戏称“事故车”），莫雷利亚省。我手头有一项为时三个月的任务，可以延期，有三本笔记要做：一本是关于特帕尔卡特佩河谷的土壤学记录，一本是河谷的土壤分布图，还有一本是巴希奥的地理行政区划图。我的所谓盘缠，是协助发展组织研究部主任科斯莫教授致朗波里奥研究中心主任托马斯·摩西博士的一封推荐信。信中，科斯莫教授热情赞扬了曾在法国图卢兹学院求学的瓦卢瓦教授。
我不确定自己来这里究竟想要寻找什么。或许是去国离乡的感觉，又或许正好相反，我要寻找现实，一种我在法国接受的教育中从来没有了解过的现实。我满脑子都是数据，那是一份列满计划的档案：拉丁美洲的食品缺乏蛋白质，工厂雇佣童工，剥削妇女劳动力，农民因负债被迫向首都、向美国边境流亡；报告打印稿，技术卡片，协助发展组织、联合国粮农组织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报。
来到河谷的第一天晚上，我住在市中心的彼得·潘旅馆。屋顶檐槽里淌下来的水把我的一半材料都淋湿了。我到五金店买了一根绳子和一堆衣夹，把材料挂在靠窗的地方晾干。我的房间看上去就像一间假钞制造厂。
一天又一天过去了，我开始渐渐地了解这座城市。城市布局是环环相套的同心圆。正中心是广场，种着修成蘑菇形的木兰树。孩子们在老合唱学校里玩捉迷藏。教堂就在市政厅和监狱旁边，监狱的围墙是泥巴做的，应该不会给越狱犯造成很大麻烦。外面一圈是集市，首先是搭篷集市，出售化妆品、服装、光盘、磁带，还有为数不多的供游客留念的小饰品。进入集市时，我们经过了一条由锻铁和碎玻璃搭成的长廊，长廊上出售钝刀原文为西班牙语。、奶糖、番石榴酱和醋泡仙人掌。教堂左边的巷子里全是旧货铺。巷子的尽头伸出一条短短的羊肠小道，那儿有三家彩扩部和仅有的一家复印打字店。再外面一圈，是挤得向外漫溢的水果和蔬菜市场。与达莉娅相识的第二天，我去了那里，没想到我们后来竟然成了情人。那时候，她刚到河谷，她对我说：“如果你对一座城市感到陌生，那就到集市上去了解它。”我说：“可我更喜欢去电影院，不过没关系，我还是陪你去集市吧。”
达莉娅·华是波多黎各人，几年前来到墨西哥。她嫁给了一个萨尔多瓦人，一个被流放的革命者，毕业于自治大学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是全国最大的综合性大学。。孩子出生后，他们就分手了。达莉娅的丈夫经济条件较好，得到了儿子的抚养权。她于是来到这里，在朗波里奥研究艺术史啦，民族民间音乐啦，反正是那一类东西。达莉娅是个褐色头发的高个子女人，肤色像烤焦的面包，眼珠的颜色像蜂蜜。她高挑而灵活，阴阜上方的肚皮上有一条紫色的疤痕。我第一次看见她赤身裸体的时候，曾经问过她：“这里是怎么了？”她伸手捂住肚皮，捂住那块变硬的赘肉。“我儿子法比就是从这儿生出来的。我不能叫他凯撒，所以给他取了个拉丁名字。”
我们在菜市上边走边逛，她拉着我的手。因为个子高，她微微弓着背，一只手在前面拨开挡路的篷布。我们闻到一股冲鼻的气味，是芫荽，番石榴和烤辣椒的味道，还有从盖着水泥网的街沟里流出来的污水的味道。我们不时暴露在太阳下，周围是成群的红色和黑色的胡蜂。感觉还挺不错。我们最后看到的是停车场旁边的小路，卡帕库阿罗的印第安人在那里出售歪歪扭扭的松木毛坯家具，那味道很好闻。至于当地人的模样，我们是通过一个双腿残疾的家伙见识的。那人看不出多大年纪，撑在小车上吃力地在人群中往前滑行，每只手握着一只熨斗，就像布努埃尔路易斯·布努埃尔（1900—1983），西班牙电影导演，受弗洛伊德和法国超现实主义者布勒东的影响。代表作有影片《一条安达鲁狗》、《无粮的土地》、《被遗忘的人们》等。电影里的一样。我给了他一张纸币，他瞥了我一眼。下午，我们带着大包小包的水果回到彼得·潘旅馆，开始狼吞虎咽地吃甜西瓜，芒果和野香蕉 。我们把床垫扔在地板上，躺在床垫上做爱，为的是不把床绷弄断。之后，我们一起迷迷糊糊地望着窗帘上的光线变化，望着云朵渐渐布满天空。这也是了解这座城市的一种途径，感受它的砖瓦屋顶、挤满小汽车的马路，还有旧式广场和大商业中心。通过这种感受方式，我们可以不再觉得自己只是匆匆过客，反倒觉得我们要在这里待上一阵子，或许很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