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次失落后，女儿变了，她越来越自闭，在学校望着书本发呆，回到家里，躲在衣柜里、桌子底下，害怕被人找到，连我们打来电话，她也不爱接。她越来越安静，像个小木偶一样每天重复着吃饭、睡觉、站立、坐下、走路的动作，什么话都进不到她的心里去。以前她还会和妹妹为玩具、衣服而争吵，可后来连妹妹也不太搭理了。老师、奶奶说的话她似乎听不见，任何事情都无法吸引她。
我的绝望在得知这一切的那一刻爆发了，和老公轰轰烈烈地吵了一架。我这么辛苦是为了什么？幸福是什么？幸福其实很简单，就是一家人每天在一起吃饭！上海的楼再高，我们买不了一间房；上海的灯再炫，却照不亮我们回家的路。
一个月的冷战后，老公妥协了，选择了最靠近家乡的省会城市武汉投了一份简历。很快来消息了，知音集团《知音》杂志国内版正式聘请老公担任编辑。2008年1月，老公回到了武汉。
2008年春节，全国遭遇了罕见的大风雪。我一个人漫步在白雪皑皑的上海外滩。冷风呼呼地吹，我走上了白渡桥，站在赵薇拍《情深深雨蒙蒙》跳桥自杀的地方，我望着全国最高价的楼盘--每平米均价14万的汤臣一品。“再见了，上海！这是我梦想起飞的地方。天空没有留下翅膀的痕迹，而我已飞过。现在这里的天空将少了我这个风筝，因为女儿正在慢慢地收起手中相思的风筝线。”
2008年春节，回家的路异常艰辛。冰雪封路，飞机票买不到，火车票订不到，提前购的客运票被通知退款退票。我不甘心，拖着行李，提前四个小时，到了上海西站。我掏出记者证，进了检票口，到了站台，没有车票，当然被拦在外面。我掏出记者证也无效，最后我掏出钱包夹中女儿的照片对一位列车长说：“大姐，这是我女儿，我答应了她春节回家，如果我回不去，她会哭的。你也是母亲，拜托你，让我上去，即便没有站票，把我塞到行李厢也行。”列车长被感动了，摆了摆手，把我塞进了装餐车的过道。
那一趟火车晚点了7个小时，在武汉和老公重逢后，我们等被积雪封锁的高速公路一通，就飞奔回了黄石。一下车，我就直奔女儿的幼儿园，居然走错了教室，原来她升班了，这一切的变化我居然毫不知情，真是世上最糟糕的妈妈。
我们每天都做着得失之间的加减法，总希望能找到一个最合适的平衡点，但天枰的一端放的是我的天使女儿，就再也没有什么砝码能与她抗衡。开春，尽管上海天马高层领导一再挽留，并承诺给我加薪，我毅然辞去上海的工作。
寒假开学后，我应聘到武汉工业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每到周末我就坐两个小时的车，回黄石看望女儿。
2008年4月，我把女儿接到了武汉，在樱花双语幼儿园报了名，五一后正式上课。考虑到在武汉工业大学上班的性质是早上6：30起床赶班车，晚上7点才能到家，并不能照顾到女儿，我又辞了职，成为了一名全职妈妈。
再次辞职的第二天，我就回到了老家，找了家搬家公司，把家里的家电、家具、衣物等一股脑全部搬到了武汉。车上坐着我的女儿，我拉着她的小手，开心地对她说：“馨儿妹妹，妈妈接你回家了，回我们武汉的家，爸爸妈妈再也不离开你了。”
到宿舍的第一件事，我就抡起锤子，在墙上钉钉子，我要把我的结婚照和全家福挂在上面。老公笑话我：“你怎么把结婚照也带来了，这里可是宿舍，不是我们家。”我指着墙上的那个钉子说：“也许我们只会在这住一两年，也许这间房若干年后会搬进新的同事，但这个钉子还会存在；即便钉子被拔除了，这个洞还在；即便洞被填平了，这个印记还在。它将永远宣告着，这里曾经住着幸福的一家人，这个钉子上曾挂着一张幸福的全家福，我们的结婚照我会搬到我们下一个新家，永远在那儿安营扎寨。”
我常常问女儿：“馨儿妹妹，你觉得上海漂亮，还是武汉漂亮？”
“都漂亮！”女儿认真地回答。
“那你喜欢上海还是武汉呢？”
“妈妈在哪儿，我就喜欢哪儿。”
女儿的回答打消了我一切顾虑，是啊，妈妈在哪儿，家就在哪儿。家不等于房子，家里要有一个人，一个你最信任的人，一个你最爱的也是最爱你的人--那就是妈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