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大叫：“兽医！躲！”
老头子头抵在树上，还是纹丝不动。我冲向他。我刚迈开步子，炮弹就在他身边炸开了。我被气浪冲撞得摔在灌木丛里。我爬起来，老头子消失了。
我在林地间试图找到老头儿的影子，哪怕是尸骸。半张被撕碎的纸头从空中飘飘悠悠地落下，我接住了，看了一眼：自撰一良方，服之，卒。我忽然间福至心灵，发着抖，一步步走向下边便是怒江的悬崖。为了避免日军再来一发冷炮，我趴下了，从草丛中探出脑袋。
郝兽医平张着双臂，用一个十字架一样的姿势俯卧于悬崖之下、怒江之畔的石砾之间。
我干张了张嘴，发现自己什么也说不出来。
……从那个黄昏直到第二天凌晨，炮灰团所有的人都疯了。
日军的炮弹在我们的阵地上爆炸，我们也同样向他们倾泻着。重机枪，仅有的一门迫击炮，调到了最大射程、已经不管有没有准头的掷弹筒——把我们一切寒酸的弹药储备向他们扔了过去。克虏伯拉着他的战防炮在壕沟里寻找着新的阵位。这回他不用一个人拉了，不辣和蛇屁股都一声不吭地在帮忙。
迷龙打掉了几个捷克弹匣，轻机枪在这种距离上的盲射接近徒劳，他自己也知道，一骨碌起来便把重机枪手从枪位上扒拉开，顺手把捷克式往人家怀里一扔，“换着打！”
重机枪手着急地说：“你这破枪也打不着呀！啥也打不着呀！”
但迷龙不管，他早已沉浸在重机枪震耳欲聋的轰鸣之中了。迸飞的弹壳后有一张仇恨的脸，而我们很久没能看见迷龙仇恨的脸了。
那天我们和日军打了自上祭旗坡以来最激烈的一仗，激烈到完全不顾我团寒碜的弹药储备，声势之大搞到虞啸卿亲命发来了补充弹药的卡车。这一切是为了一个活着不多死了不少的破老头子，他一生中没能帮过任何一个人，尽管他不自量力地想帮每一个人。他从不恶毒——中国人习惯为死人说好话，这是我能为他想到的最好一句话。
弹道在头上飞逸，是我们打向日本人的，也是日本人打向我们的。我伸出一只手，让它们看上去就好像在我的手心里穿行。我和迷龙无能为力地坐在这里，我们也许愿意把自己当作炮弹扔到对面的南天门上去炸了，但我们只能坐在这里。
“……他就是只报丧的老乌鸦，又像个做法事的。”我说，“谁都救不活，就能给死人做做饭，顺便当仵作。伤员一看他过来就吐口水扔石头，说：滚蛋，离我远点儿……”
迷龙发着呆，“……谁呀？谁呀？”
“不过，到死的时候，你总能找到他的手可以握。”
迷龙让我闭嘴，我不闭嘴，还接着说：“好了。现在咱们死的时候没手可以握了。”
迷龙吹牛，“握我的。”
我说：“拿来。”
迷龙把手伸给了我，我握着。他撑了五秒钟，然后甩开了，宣布：“我鸡皮疙瘩都掉了。”
我笑得比哭还难看，“所以你瞧，不是谁都能做得来的。你要死了，他把手伸给你。他很歉疚，因为你要死了，他还活着——别人不会这么想。你我都不这么想。”
迷龙呻吟：“闭嘴呀，闭嘴。”
我闭嘴了，听着来自战防炮炮位上的炮声。
我们不仅失去了一只在死时可以握住的手，还丧失了我们中间唯一的老人。我们只剩下二三十岁人的冲动和疯狂，因为我们丧失了一个五十七岁人的沉稳和经验。我们失去了软弱，可并没变得坚强，我们发疯似的想念兽医式的软弱。
我的团长帮着克虏伯亲手打了几十发炮弹，终于掀翻了那门九二步炮。黎明时日军终于偃旗息鼓，我和迷龙冒死下到了峭壁之底。我们从没试过用这样大的阵仗去抢回一具尸体，但我们无法想象损失这具尸体。
我和迷龙用绳子从峭壁上缒下，幽深的凉气从我们刚踏足的江岸滩涂侵了上来。我们在石砾和淙淙的流水之间寻找，枪声还在我们头上的山谷间零星地响着。
后来我找到了。
我们深一脚浅一脚地奔向那个俯卧在石砾上的老人。我抓住了他一只软塌塌的手，不敢把他翻过来，怕一旦看到他的脸我就会坍塌。迷龙看来和我有同样的想法，他跪在郝兽医的脚边，手足无措地触摸着那具身体，喃喃地问：“怎么办？怎么办？”
我们用绳子穿绕好郝老头儿的肋背，然后对着峭壁之上放了三枪。
上边的人开始拉拽。我们低下了头看着自己的脚面，不想看着一个已死的人软绵绵地立直，然后升起。但是老头儿的脚面蹭到了迷?的脸，于是迷龙忍不住抬头看着。后来他拉了我一把，我摇头；他捅我——要我一起看，我也仰了头看着。
兽医被绳子勒得张开了双臂，像个被折去翅膀的老天使。他逆着日光，和初升的太阳一起照射着仰望的我和迷龙。
我们呆呆地看着郝兽医冉冉升起，和太阳成为一体。他像在飞翔，用郝兽医式的缓慢速度升入天际。
“——升天啦！”迷龙叫道，他看着那个摇曳的身影跪了下来，然后哭了。我又好气又好笑又想哭，对着迷龙的屁股猛踢了一脚。然后我看着郝兽医，郝兽医低垂着头，在进入天堂之前悲伤而温和地看着我。
我觉得三魂六魄一起飘逝，呆了。我看着老头儿一点点升入阳光，升入阴暗，如同到了我永远无法到达的纯真之地——谁说他不是升天了呢？
我又踢了迷龙一脚，迷龙的呜咽变成了号啕。我也哭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