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喊回去：“什么也不做！”
“什么也不做？！”
我终于明白他说的是一个甩进我们这边正在冒烟的手榴弹。我抄起来摔回去，一名正想横穿路面摸到我们这边的日军被炸躺了。
我听见迷龙的机枪在轰鸣，汤姆逊冲锋枪的连发盖了过来。死啦死啦还是很占便宜的，日军扎足未稳，他们正好把冲锋枪的弹雨劈头盖脸乱扫一顿。日军的机枪又一次掉了头。虽然日军还只来得及放置一挺机枪，但对我们威胁最大，那帮全无章法从林子里冲出来的红色游击队被削草一样地打倒。但他们真是不怕死，用各种粗劣的武器冲击和对射，抢在大队日军攀上来之前占领这个制高点。
书虫子在“他妈的，他妈的”大骂，半截身子露在沟壑外，向那挺机枪摔手榴弹。我一枪一枪向掩体里露在外边的日军射击。小家伙倒不客气得很，手榴弹摔完一个就来我腰上抽掉一个。现在我们对那个掩体的威胁最大，那挺机枪只好再一次掉头想收拾我们。
小书虫痉挛了一下，但又接着到我腰上来拔手榴弹，这实在很妨碍我的射击，我只好破口大骂：“你大爷的，能不能一次多拿几个？数三个数再扔！——一、二、三！”
他突然露出惊喜的表情，“你大爷？”
他扔出的上一个手榴弹在掩体里炸开了，机枪哑了，叫花子和人渣们冲上。世航和尚又一回施施然而来，对着那掩体里爬起来想够机枪的军曹轰了一火枪。然后我们开始压制已经快攀爬到眼前的日军主力。
我呆呆地端着我的枪卧在那儿，书虫子一只手抓着我腰上的最后一个手榴弹，趴在我的身上。他听出了我是他的同乡，因为我骂出句纯北平的骂人话，没死的话他会烦死人地和我挖掘对同一座城市甚至同一所学校的记忆。凡事要往好处想，他现在烦不着我啦。
我拨开了他，他抓得很紧，我腰上的手榴弹也被一起拔了出来。我把他放在一边，和我们的人一起向在攀爬中还击的日军射击。
小头目在我们中间跑动着，把卧射跪射的我们扒拉起来，“走！国军兄弟赶快走！这里我们守得住！”
我冲他嚷嚷：“你们的人死啦！”
小头目过去，抱了抱那个死得很平静的家伙，放开时他从书虫子手上掰出那个手榴弹拿在手上，看着书虫子，“他连鞋带都不会系……走吧，世航给他们带路。”
死啦死啦说：“把枪留下。”
我们就把那些救了我们几次的冲锋枪塞给他们，什么也不说，只是塞给他们。
“好东西给我们太可惜啦，你们要拿它们打回来的。手榴弹吧，给些手榴弹就好啦。”小头目说。
死啦死啦点了点头。我们卸下了所有的手榴弹。我们装备精良，拖着大捆用得上用不上的书，而他们像叫花子。我们尽量不看他们，因为我们将离开这里。
世航和尚向我们稽首，“阿弥陀佛，施主要快，革命不等人的。”
日军重整旗鼓，掷弹筒已经开始在修正弹着点。放爆竹的已经被炸死了，我转头不看，搀住了我的母亲——和尚说得对，不等人的，他们守不了多久。
索桥在望，它是由绳索和粗藤纠结而成，古朴蛮荒得像是从这莽林里长出来的，但我们身后响着现代战争的爆炸声和机枪扫射声。
我们把书背过索桥。也许是因为还记着小书虫子的痛苦，我们虽然大半人目不识丁，却没人放弃这些书，我们只放弃了牛和推车。
和尚悠哉得很，把牛赶进森林，免得再被日本人捉去吃了；他还要合十送行，把横在桥头的车推开，好像怕挡了后来人的道。和尚又从身上的大堆物件里摸出了土炸药来，开始在桥头捆绑，而我们都已经过了桥。
我们到得太迟，那帮共产党和日军之间已成胶着状态，他们和日军分开的唯一办法是死到最后一人。
克虏伯冲着和尚大叫：“过来呀！一起走啦！”
世航不慌不忙地说：“施主过江的地方有棵榕树，树下就是回去的路。”
迷龙也叫道：“过来说啊！你傻啊？”
但是和尚笑眯眯地跟我们鞠了一躬，“阿弥陀佛。国军兄弟万岁，远征军万岁，祖国昌盛，民族万岁。”
我们走的时候，和尚听着越来越猛烈的枪炮声，不紧不慢地绑着炸药。
我们走的是下山路，下山可到江边。因为背负着的书，我们走得跌跌撞撞。郝兽医摔倒了，死啦死啦把他提起来，但这时候从身后传来一声与炮声迥异的爆炸，于是死啦死啦也摔倒了。
后来我们一直唾沫飞地诅咒和污蔑掩护我们的人。别无所思，别无所想，他们死了，永垂不朽，我们的胡言乱语也将永远同在。我们这样到了江边。
我们拉着个长而松散的队形，走在我做逃兵时曾走过的路上。现在禅达有比任何时候都要多的车、坦克、牵引的大炮，一辆一辆卡车从我们身边驶过去，它们把灰尘与泥土抛在我们身上。
后来一辆卡车停下，跳下个何书光，以及几个荷枪实弹、表情上对我们绝不友好的友军，然后一辆威利斯从卡车后抄了过来，把何书光他们又拦在外围。
车上是虞啸卿、唐基，司机是张立宪——很大的谱，司机都是个少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