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辻哲郎从文化生态学角度对日本人“台风的性格”作了自恋性的评价，一叶障目，思路却有可取之处。理解地看，台风的性格产生于文明起步较晚、文化缺乏原创品位、原始风情浓郁的东瀛岛国，有它相当的根据，著名作家佐藤春夫说得很到位：“日本是一个既无思想又无哲学的民族”。思想与哲学的贫乏，意味着一个民族的精神结构存在缺陷；感性压倒一切的发达，意味着理性的蒙昧，精神定力的不足，在错综复杂的生存竞争中，凭生存的本能行事，随波逐流，狂奔暴走。
日本学者加藤周一在《日本的泪与叹息》一文中，从日本社会生活中普遍存在的“感伤”现象出发，指出：日本人如此地沉迷于这个感伤的世界，说明在他们心中有一种感伤的倾向；感情生活上的这种感伤主义从思维方式上说，就是把一切均视作虚无，这种虚无，必然导致短视的功利主义、眼前主义和简单的二元对立主义--
在经历过战争中一发生什么不好的事情就有人说“这也算日本人吗”的时代之后，迎来了一个有什么不合理的事情就归罪于“日本”的时代。然而，既然战争中日本一切都是、一切都不是的事情越来越清楚，只有承认自己一无是处。同样，战争中一切都应当被视为一无是处的外国，战后一旦被判明不是一无是处，立即变成了一切皆是。于是，人们连有缺点的日本也有优点，有优点的外国也有缺点这样平凡的道理都不顾了。
加藤周一进而指出日本政治家在国际政治方面所表现的极其幼稚的“敌我方对立”及其造成的诸多错误：“就在认定希特勒是我方，苏维埃是敌方的时候，我方与敌方已经结成了同盟；‘自由诸国’是我方，就在认定我方的总大将是麦克阿瑟的时候，‘自由诸国’中的一方向另一方施加压力，罢免了总大将。就在认真地相信世界本来就分敌我两方，中立不可能，鼓吹中立的家伙是敌方的间谍的时候，科伦坡诸国中尤其印度，阿拉伯同盟中尤其埃及对国际政治所产生的影响力眼看着大起来。‘中共’是将来要发动侵略、我方必须防范的假想敌，台湾‘政府’是我方，就在认定自由地吃到台湾的香蕉比同‘中共’贸易全体还要重要的时候，敌方提出了调整外交关系，我方却妨碍了日本国加入联合国。”
虚无者健忘。心理学研究表明：遗忘也是一种自我保护机制。既然认定这个冷酷的世界没有是非曲直可言，还是干脆忘掉过去为好，免得良心和神经受到牵累。加藤周一把这种现象称作“集团逆行性记忆丧失症”，对于理解日本人对待历史问题的“暧昧”态度，是极有说服力的--
败战的“休克”，带来了所谓的“一亿总忏悔”，就是将战争记忆中最大的、最关键的战争责任者的名字忘却，也就是逆行记忆丧失症的最初表现。在日本那样的高度组织化的中央集权国家里说什么没有特定的战争责任者，不过是昏话而已。并不是因为没有战争责任者才出现“一亿总忏悔”的说法，而是因为健忘这才变成了一亿人的责任。这样的事绝不仅仅限于战争责任者。比如在多亏了敕语战争才告结束的时候，人们忘记了由于同样的敕语战争才得以开始，于是天皇陛下的恩情深入人心；当美国人成了日本的主人的时候，“英美鬼畜”、“该死的”之类忘得一干二净，于是，在风俗、学问等方面均以美国人为榜样，搞得多么的快乐，多么的热闹；国内民主化成为一个问题的时候，就忘了自由主义本来就与日本的国体相对立，于是为了维护所谓的“自由”，便劲头十足地随时准备投身于讨伐共产主义的行列--这就是由败战的休克所造成的记忆丧失症的表现类型，与个人喝醉酒以后遭车撞击时的情况非常相似。
可以说，这是迄今为止关于日本人的文化心理最有穿透力的表述，也是人们理解日本人“台风性格”的一把钥匙。台风性格，从本质上说是非理性的，无论是“忍耐”，还是“突发”，都不是遵循理性的法则，而是依据“现世主义”的行为本能，“感伤”则为其共同的底蕴。加藤周一指出了“伤感”的虚无本质，可谓目光如炬。虚无必定导向感伤，感伤进一步加深虚无，两者互相激荡，爆发巨大的能量。被虚无裹挟的民族，在生存竞争的非常时期，容易产生“豁出去一搏”的冲动，而不在乎是非曲直；在弱肉强食的竞争中遭遇惨败时，又容易认命：“命运无非就是如此”。想一想日本挑起二战时举国上下的狂热，以及败北后的突然转向，对占领军的绝对服从，就可知道这一点。一个国家的政治假如为这种虚无所统辖，“其结果肯定是，在本能上是感伤的，在意识上则是彻底的现实主义，……既无法把握自己的思考，更无法想象非感伤的理想主义。”--这是对“台风性格”的最到位的解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