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天，我在墙角下四处徘徊，都是我最喜欢的一些神鬼出没之地：乌菲齐美术馆（the Uffizi）、奥尔桑米开莱教堂（Orsanmichele）、圣十字教堂（Santa Croce）等，想起了脚下安眠的那些文艺复兴时期的名人骨骸。晚上，我会爬上圣特里尼塔大桥（Ponte Santa Trinita）的栏杆上，找一块裸露在外的石头坐下来，俯看阿诺河（Arno），注视着灯火通明的韦奇奥桥（Ponte Vecchio）。就着基安蒂红葡萄酒的酩酊大醉，炙烤着我的未来。我暗下承诺，自己永远不会平庸地活下去。文艺复兴时的激励将伴随着我的余生。
实际上，我也去过土耳其、布拉格、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希腊，数不胜数的地方。我的寄住家庭也梦想成真了。（下一章就会看到。）
然而，随着岁月的伤痕逐渐褪去，我要面对重新回到那个弃之为快的世界，我也知道了自己可以活得幸福而自由，而不需要那些……我开始体会到古老的幽灵。我曾经很幸运，这就够了。我不能把寄住家庭放在第一位。寄住家庭对我的爱并不真实，而是义务--毕竟他们会从学校那里拿到酬劳。所有这些经历不算什么稀罕物事。仅仅是因为我决定甩掉兄弟会和姊妹会，这并不能说明我有多特别或多勇敢。而频繁接触文艺复兴的成果当然也不能保证自己大学一毕业就会有一份体面的入门级工作，甚至也不能承诺个人逃离压迫性机构的自由。我一直叛逆，但极有可能永远得不到自由。
原因在这里：不管我的父母、哥哥姐姐、祖父母最终如何看待我生命中所做出的选择，我都仍然不知道如何让自己脱钩，把所有这些都抛在脑后，即使我的内心深埋着意大利的自由。这大概要再花20年左右--我总是做着最悲观的判断。
蒙大拿最终激发了自我辩护。我最终相信，自己的离开不是什么坏事或错误，甚至也算不上好事或正确。这是正在谈论的某种自由。并不是意大利，而是蒙大拿。蒙大拿才是唯一让我可以完全放松、找到真正自我的地方。我知道了。呀！
仍然，出于某种没有现实依据的理由，我们更容易牵挂以往的心爱场所，而意大利仍然是我灵魂的主要持有者和看护者。就好像它仍然在那里，藏在钟楼里，正等着我回去声明对它的所有权。不管怎样，这就是我自言自语的内容。难以置信，我们对着自己讲故事，甚至还活在故事里。也许，你也有一些这样的故事。
如果你能碰到我，刚刚在不久之前碰到过我，而我们还很荣幸聊了一会儿，你就很可能知道：我去过意大利，意大利的佛罗伦萨，还呆了一年，那是在很久以前了。我在那里兴奋了一年，而且花了21年去消化这种兴奋。
尽管所有都“混乱无序”，我还是把意大利作为防护斗篷，虽然它实际上很难说得上保护或隐藏。这是一件神奇的斗篷，一件确实了不起的斗篷，普拉达牌（Prada）的斗篷。正是在这件斗篷下，我日复一日地写着小说。正是在这件斗篷下，我骑着马、做着饭、整理着花园。斗篷下的东西都是我的，而且只是我的。然而，斗篷之下也还有索求。事实上，整件斗篷就是纯丝绸为面料、开士米为里料的索求。
那位心理医生--还有那位作家朋友--的话都是正确的：索求与造赐之间确实有巨大的差别，漠不关心与超然物外也是如此。
我顿悟了，就在这个6月，因为我终于又回到了意大利。
发生这一切的起因，就像很多其他事情一样，在于我，我只是听烦了这些。或者换句话说，我超越了自我。又或者委婉一点说，我给自我让路了。
我在食品店撞见一位朋友，她显得喜气洋洋。我恭维了她几句，她就说：“这是因为我们刚刚从意大利回来呀！我们在那儿呆了三个星期。”说话的这个女人干着两份工作，有一个出生没多久的小孩，自己连一句意大利语都不会说，而且在那片靴子型的土地上没一个熟人。
“我也在想法设法回意大利呢！你知道，我在那个地方呆过一年。”嘘，呜！
她瞪着我，直截了当地问：“那就快回去呀！有什么问题吗？”
我犹豫了一会儿，快速想了一遍我所有的借口。在她光彩照人的眼睛注视下，那些借口都烟消云散了。“坦白说，我也不知道有什么问题。”
我回到家，一眨眼的工夫（请记住，事情就是这样发生的：一眨眼而已），我就打电话到航空公司，发现自己还有足够的里程数，可以让全家都去那里。接着，我又联系了曾经寄住过的那家人，知道他们已经把乡下的别墅变成了半租半住，而且会给我们一个惊爆折扣。然后，他们还热情地愿意提供车子，每天晚上都可以和他们共进晚餐，免费的，还有烹饪课程，来回火车站的交通……他们说很爱我，很想念我，不明白为什么这么多年从没有回去拜访过他们……所有这些，再加上对意大利长达21年的索求……我泪如泉涌，赶紧下了订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