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真的过世之后，我去了一趟市区，对那3个人说，蒙森先生已经走了。他们全都有一点失落--他们因芝加哥市区的那3次招呼而放弃了对这座城市的抵触。
我喜欢看父亲的双手，特别是在他扣大衣扣子的时候。父亲有一双感恩的双手，虔诚地慢慢去扣扣子。他对大自然满怀感恩之心。我最喜欢的就是这一点。
父亲毕竟是经历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人，大萧条又重塑了他的性格。父亲打电话时从不废话。他总是说“你都说了3分钟了”，语气模仿着他年轻时那种20世纪30年代的接线员。父亲从来不会让盘子上留着食物，他甚至会吃掉那些骨髓和纯肥肉。父亲会拾起人行道上的垃圾。我牵着他的手散步时，总是会遇到踩扁的可乐罐，或者是糖果纸。
每天晚上，父亲从列车站走回家之后，都会绕着乔治式的红色砖墙房子走上一圈，然后才推开厨房门走进来，带着一丝笑意：“你还不知道我们有多幸运吗？”然后亲了一下母亲的脸颊。
父亲是个汽车迷，他喜欢顶级的美国产红色敞篷车。他单身时有过这么一辆，不过后来他拜倒着母亲不可抵挡的魅力之下。然后，父亲的汽车生活就仅限于旅行车了。不过，他总会谈起他的梦中靓车，一辆蓝色的杜森伯格。
父亲在干完园艺活之后，喜欢坐在后院里，喝着一罐可乐。我坐着他旁边，小膝盖不停地蹭来蹭去，在那件布朗·乔丹牌（Brown Jordan）的露天家具上歪来扭去--就是那种会在大腿上硌下十字印痕的家具。然后，父亲就说：“劳拉啊，有一天你出名了，我要你给我买一辆1930年的蓝色杜森伯格，轮胎壁一定要是白色的呀！”
期期艾艾的感觉席卷而来，很快从恭维变成了压力，因为我希望自己快快长大，不论干什么都要做得足够好，这样才能替父亲赚到那辆杜森伯格。
有一年，父亲过生日，我费劲心思准备了一份礼物。我翻出父亲的一本老爷车杂志，剪下了一张蓝色杜森伯格的照片，跑到车库里，找到了一块旧木头，用锈迹斑斑的手锯把它锯成合适的大小，然后把那张照片紧紧贴在了这块木头上。我用粉笔在背面写了几句话：这是送给您的蓝色杜森伯格--暂时的。更多惊喜，即将继续。
父亲去世的时候，母亲曾经到芝加哥市区去整理他的办公室。父亲在犯心脏病的那一天还在工作，一个月之后就去世了，时年86岁。母亲从办公室的墙上、桌子上、抽屉里、公文包里挑了一些东西送给我。触动我的是，里面有我写过的几篇短篇故事。父亲算不上什么好读者。有一份教堂周日节目单，上面附有布道词--父亲非常喜欢“无与伦比的长老会布道”。还有几张照片，其中一张是怀俄明州骑马照，那也是父亲最后一次骑马。再有就是贴着杜森伯格照片的那块木头，显然，父亲把它当镇纸用了，用了差不多30年。
现在它就在我的写字台上。无论如何，父亲是那个往我心里植入理想的人，他觉得我有一天会成为大人物，会在某个方面与别人大有不同。因为父亲，我每天都会壮心不已。
这是一种祝福，但也是一种诅咒。因为你要怎样去面对达不到这种期望的生活呢？你怎么能让自己的父亲失望呢？你已经成为父亲眼里的唯一希望，又怎么能让这个希望濒临破灭呢？你生活在蒙大拿的农舍里，书橱里堆满了不能出版的小说，又怎么能对那些出版商念叨着什么无所谓呢？是那些出版商让作家“扬名立万”，也是那些出版商给作家钱，让他们能给自己的父亲买上一辆杜森伯格--尽管他们的父亲也许很早以前就过世了。
后来，我决定要当作家，还跟着一个男人搬到了美国西部，而且这个男人似乎对攒钱一点兴趣都没有。这些都让父亲很担心。
我很高兴父亲为我担的这份心。
我高兴，是因为我知道，父亲心里其实也喜欢操这份心。正是父亲觉得我应该出名，他希望我能扬名立万。父亲希望我能像他的母亲那样走出温室--父亲自己也是这么做的，他离开了自己的工业小镇，像飞蛾一样扑向了哈佛商学院，最后来到了芝加哥北岸，才有了所有那些光辉岁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