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求加薪会具有一定的传染性。毕竟，这是被压抑了多年的正当需求，一旦被点燃，势必会迅速蔓延。由政府主导提高最低工资，并不能阻隔火势的扩散。非熟练劳动力的工资很低，熟练劳动力的工资也不高。工资提高了，福利是否也要跟着提高，除了低工资，社会福利匮乏可能是令劳动者更忧心忡忡的问题。农民工市场，或许是全世界最自由的劳动力市场，也是最缺乏安全感的劳动力市场。恓恓惶惶的农民工兄弟们，在经济周期的风雨飘摇中动荡不安。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是政府和企业可以承受的，但是，随后发生的事情可能会令人猝不及防。当手铐去掉之后，剩下的脚镣就会变得格外难以忍受。在当前的劳动力市场上，最缺乏的就是劳资之间的工资协商机制，在以私人企业和外资企业为主的出口部门，缺少能够代表工人利益的工会组织。这无形之中增加了劳资谈判的难度。在战争中，如果突然把敌人的统帅炸死，未必会很快结束战斗，相反，剩下的各支部队会群龙无首，各自为战，最后反而会使得战争旷日持久。最近数年来，由于招工机制、劳动力来源等多种因素的变化，农民工的组织程度已经大为提高。在浙江等地调研时我们经常听到，当地农民工“闹事”的时候，往往是来一车人，讲的是同样的方言，拿的是同样的“武器”。如果上游的河道已经解冻，下游的河道依然冰封，就容易出现凌汛。为了避免洪水泛滥，引导河水浩荡东流，建立起能够担当劳资谈判中介的工会组织，已经是迫在眉睫的事情了。
如果要寻找更为彻底的破解之道，恐怕需要每一家企业、每一级政府反思，资方和劳方一定要站在对立的两面吗？我们不妨来看一家巴西企业的故事。20世纪80年代，巴西处于恶性通货膨胀的困扰之中。在光景好的年份，价格一年涨一倍。在光景不好的年份，比如1990年，通货膨胀率高达1 000%。巴西的一家企业Semco当时已经走到了破产边缘。这家企业的首席执行官塞姆勒（Selmer）为了保住祖上的这份产业，想尽了各种办法，都以失败告终。最后，他绝望地告诉工人，要么减少工人的工资，要么裁员。塞姆勒的工人们商量之后，同意大幅度降低工资，但要求管理人员也减少工资，和大家同舟共济，而且希望加强对公司财务的监督，公司每一张支票上，都必须有一个工会代表同时签名。工人们还希望等有利润的时候能有更多的分红。塞姆勒当时哪里有什么利润分给大家，所以就答应了工人，反正他损失不了什么。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一变革彻底改变了企业的面貌。为了省钱，员工们情愿做更多的工作。他们不仅自己当保安和门卫，还到职工食堂里面帮忙。负责监督公司财务的工会代表对每一笔支出都要刨根问底。塞姆勒决定干脆彻底放权。有一次，他在建一个新厂时让员工自己去找厂址，让员工自己投票，决定到底在哪里建厂。最后，工人们选择的新厂址和巴西最持久的工人骚动的发源地只有一街之隔，但塞姆勒照样同意了。结果，邻街的工人上街游行，塞姆勒的工人们却依然在工厂里忙着技术革新。有一个生产分队的工人想要在早晨7点开始工作，但是他们发现叉车司机要到8点才上班，于是，这个小组的工人个个学会了开叉车。两个月之内，塞姆勒的公司就不再亏损，四五个月之后，居然就有了赢利。最后，塞姆勒的公司很快成为巴西增长最快的公司之一。
温习中国革命的历史，发动群众是我们能够战胜敌人和困难的制胜法宝。展望互联网、全球化和“大规模协作生产”的时代，发动群众是风靡世界的时尚，是企业创新的标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