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一定要对“中国制造”加以评论，那么我们需要关注的并不是中国制造了多少，而是中国在制造什么。当我们对中国正在成为“世界工厂”、“世界制造业中心”的话题津津乐道的时候，不要忘记了，这固然反映出中国的竞争力不断提高，但也提醒我们反思，农民工正拿着微薄的工资，工厂正朝河流中倾泻着污浊的废水，石油、钢铁、铜和橡胶等一系列进口商品价格正节节拔高。这些增长的代价都意味着我们正在“补贴”富裕的美国家庭。不知道中国的读者读到美国人会对买一双60多美元的童鞋感到不可思议的时候作何感想？我们出口到美国的产品甚至会比在国内销售的产品更便宜，这样的出口，这样的制造，会给中国带来多少利润，多少福利？
萨拉的眼睛只盯着“中国制造”的标签。但是，那些“美国制造”的产品里往往会有“中国制造”的部件，“中国制造”的产品里也会有“美国制造”的部件，因为国际贸易的格局已经从产品和产品的贸易变成了产品内部的贸易。过去典型的国际贸易是根据要素禀赋，即一个国家在哪些生产要素上有资源优势。中国的劳动力资源丰富，就会生产劳动力密集型的产品，比如鞋子；美国的科技发达、资本丰富，就会生产技术密集和资本密集的产品，比如飞机。中国用一亿双鞋子换一架飞机，说的就是这种贸易格局。而产品内部的贸易是说，任何一个产品，任何一个产业，都会把生产环节的链条配置到不同的地方，从而得到专业化的收益。比如电脑，芯片会在美国生产，显示器可能在中国台湾地区生产，鼠标和键盘则在广东生产，最后再组装起来。过去的生产是在流水线上，现在的生产则更像孩子们玩的积木，拆开了是一块块，拼起来可以是各种各样的“产品”。据说，空中客车已经在天津的滨海新区筹建一个A320客机的总装线。如果在天津组装出来的飞机出口到国外，这架飞机上是不是也会贴上“中国制造”的标签呢？
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中国制造”的标签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什么都不是。
为什么美国国会如此反华？
政治和经济常常同床异梦。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中国和美国是两个天然的贸易伙伴。国际贸易理论中的比较优势和资源禀赋理论都像是为了给中美贸易作注释的。然而最近一段时间，来自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使得中美贸易的发展蒙上了阴影。全球化追求的是长远的利益和全体的福祉，但政治家关心的是如何迎合选民，从而得到他们的选票。遗憾的是，选民和政客同样短视。当一国国内出现经济衰退和经济困难的时候，找一只替罪羊几乎是政客的天然本能。美国经济尽管已经开始复苏，但是失业问题仍然非常严重。美国经常账户逆差已经到了难以维持的地步。巨额经常账户逆差的原因是美国国内的居民储蓄太低，政府赤字过高，但是指责中国的所谓“货币操纵”远比调整美国国内政策更加轻松惬意。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经济学家一直注意到，在政治体系内部，行政部门似乎比立法部门更倾向于自由贸易。贾格迪什·巴格瓦蒂（Jagdish Bhagwati）在《贸易保护主义》一书中就谈到，当初英国废除《谷物法》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持自由贸易立场的皮尔首相权势很大，能够力排众议。一项影响很大的民意调查显示，美国国会远比美国的普通公众和工商界反华。调查显示，1994年有46%的美国公众对华态度友好，到2005年这一比例已经上升到59%，但是在国会里面，只有19%的议员对华态度友好。2005年，24%的美国公众认为中国在经济上对美国构成威胁，15%的美国公众认为中国在军事上对美国构成威胁，但是在美国国会中，54%的议员认为中国是经济上的对手，36%的议员甚至认为中国还是美国在军事上的敌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