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世界各国争先恐后地实施经济刺激政策。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概莫能外。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的数据，截至2009年6月，20国集团成员为应对金融危机所承诺的各种经济刺激措施，金额已经高达119万亿美元。正是由于如此大手笔的账单，世界各国才买到了市场的信心，也买到了恢复经济增长的时机。我们之所以能够免于一场类似1929～1933年那样的大衰退，经济刺激政策要居首功。但是，如果在经济恢复增长之后仍然维持非常规性的经济刺激政策，可能会带来资产价格泡沫和通货膨胀，也可能会造成财政赤字的不断恶化。“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世界各国如何退出经济刺激政策，是未来世界经济舞台上最有看头的戏。
经济刺激政策退出的时机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它的成败。如果退出过早，则可能引发金融市场新的动荡，使得经济复苏半途夭折。1933年全球经济陷入大萧条，20世纪90年代之后日本经济坠入失去的10年，都是殷鉴。但如果退出过晚，则可能导致两个问题：一是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导致流动性泛滥，可能推高资产价格和初级商品价格，甚至可能带来全面的通货膨胀。二是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可能导致发达国家债台高筑，增加未来的偿债压力，且对长期经济增长带来损害。
究竟什么时候是退出的最佳时机？究竟采取什么样的次序“撤退”？这取决于各国的国情。一些资源型国家，比如澳大利亚和挪威，已经采取了加息措施收紧货币政策。这主要是由于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比预期的更加迅速，通货膨胀开始抬头。估计像新西兰、加拿大这样的资源型国家，在未来半年内实行加息政策的可能性更大。随后，一些信贷增长速度太快、已经出现资产价格泡沫和通货膨胀风险的新兴市场国家可能也会选择退出。但是欧美各国“敦刻尔克大撤退”的时刻似乎还没有到来。尽管美国和欧元区已经出现了反弹，但强劲的经济复苏仍然杳无音信。首先，迄今为止，发达国家金融机构的去杠杆化进程尚未结束，很多金融机构仍然存在大量的亏损，一旦出现加息，将会导致金融机构现有资产的质量急剧恶化。其次，高失业率成为困扰各国的首要问题。美联储主席伯南克预计，在2010年年底前，美国失业率将维持在9%以上。如果就业形势没有实质性的改善，各国政府在退出刺激政策时必然顾虑重重。
但是，中国并不应该因此放松警惕。无论欧美国家退出过早还是过晚，都会引发国际金融市场的动荡，而中国很可能是台风的登陆点。目前，发达国家采取了前所未有的超低利率政策，大量的流动性蠢蠢欲动、蓄势待发。如果中国加息太早，则大量套利资本会滚滚流入，推高股市和楼市，带来资本市场的价格泡沫。但是，如果我们退出过晚，国内的流动性没有及时收回，国内市场上的过剩资本同样会流入资本市场，国外资本也会闻风而动，流入中国。而且，我们不能想当然地假定西方国家一定能成功地撤退。要警惕西方国家在退出经济刺激政策时出现失败或失控。从过去20多年的经验来看，大部分新兴市场爆发金融危机，都发生在美国的货币政策、汇率政策出现急剧调整的时候。对此，我们要做好充分的预案。
我们能够做的，首先是建立阻挡外部冲击的防火墙。一是可考虑加强资本管制，防止投机资本大进大出。当前还不是畅谈资本账户自由化的时候，而是要未雨绸缪，把篱笆墙上能补的漏洞都补好。加强资本管制，不仅是要加强对资本流入的管制，还要加强对资本流出的管制。这是因为，从国际经验来看，在放松资本流出的初期，往往会有更多的资本流入，因为投资资本考虑到撤退的合法通道已经打开，就会更加肆无忌惮地流入！二是可考虑增加汇率的灵活性，以换取货币政策的自主性。在国际资本无孔不入的情况下，一国往往会面临汇率稳定和货币政策自主性之间的两难选择。像香港这样的小型开放经济体，可以通过联系汇率制度将港币盯住美元，但其货币政策会不断受到外部冲击的影响。如果中国认为国内的经济稳定要比汇率稳定更加重要，就应该放弃汇率稳定的目标，让汇率波动起来，变成一道缓冲外部冲击的防波堤。
我们不应坐等发达国家退出之后才开始考虑中国的退出策略。中国的国情和发达国家并不一样，我们的退出策略也应和欧美国家不同。中国的经济刺激政策也包括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两个方面，但我们的财政政策最需要担心的问题不是财政赤字，而是财政投资的低效。如果世界经济处于较长时期的低迷，中国要作好准备，继续坚持积极的财政政策，但财政支出的投向应适度调整。要退出的是盲目新建、扩建铁路、公路、港口等基础设施，退出的资金应投向教育、卫生、社会保障等公共产品。因此，我国财政政策退出的基本策略是结构上的调整。宽松的货币政策面临的主要挑战是资产价格泡沫和通货膨胀预期。在通货膨胀压力并没有正式显现之前，我们的货币政策退出，应赢在提前出牌，精准点控。比如应采取措施遏制楼市的过快上涨，防范信贷扩张中出现的不良贷款，适度降低信贷增长的速度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