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大灾之年

1976年,中国走入了“大灾之年”。1月8日,周总理与世长辞,噩耗传来,我们全都陷入悲痛之中,农垦局又下达指示,全体知青照常生产,不得举行任何形式的悼念活动。知青们很愤怒,周总理是好人,文革中顶着压力保护了不少人,是忍辱负重的楷模,尤其是1974年亲自收拾了一批迫害知青的干部,在我们知青的心里有很高的威信。我们一直认为,如果有谁还能给知青一条出路,那就是周总理,现在他逝世了,谁还能给我们做主?

4月5日,北京爆发了天安门事件(即四五运动),“天安门事件”不久,在云南知青中开始流传一部分天安门诗抄。我记得当时最有名的一首:“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骨沃中原土,魂入九垓舞;英灵在人间,长擂震妖鼓。”这首诗写得气吞山岳,尤其是前四句,更是让我们热血沸腾。我们开始私下进行悼念活动,偷偷戴小白花,领导问就说家里死了人。领导自然不相信这么多人家里一块儿死人,但是他们知道此时知青人人心里压着火,也不敢过于干涉,只吩咐各级干部严密注意知青动向,防止闹事。当时我也写了一首:“神州惊闻天已陷,哀雨纷纷洒阶前。泪罢吴钩擎三尺,斩妖除魔天地间。”诗写得并不怎么样,但是足以表达我心中的哀痛和愤怒,我把诗贴在场部门口,引得众人纷纷来看。

贴出去第二天,诗就被场部的干事揭走了。我后来才知道,场长书记看了我写的诗很生气,认为我蓄意攻击中央文革,违反中央政策,挑动知青闹事,实属十恶不赦,立即组织开会讨论,准备把我定为反革命送公安机关处理。王连长在医院听说此事,拄着拐杖连蹦带跳冲到场部会议现场,进去二话不说从场长手里抢过我的诗揉成一团塞进嘴里,硬是给咽了下去,咽下去以后仍旧一言不发,又蹦回了医院。场部领导怒不可遏,认为王连长故意损毁反革命证据,要连王连长一块儿收拾,可是说来说去也下不去手,王连长是他们的老部下,抗美援朝的时候就跟着他们,还救过场长的命。场长书记多少还剩了一点良心,就把事情压了下来,把王连长降级为连部普通干事,再给我加一条处分,勒令我再写深刻检查。

我写完诗得意扬扬,根本不知道后面出了这么多事,这些事都是后来我快回城的时候班长告诉我的,当时是一概不知,到医院看王连长还跟他开玩笑说连长啊,听大夫说你生病期间不注意休息,四处乱窜耍流氓,现在三条腿已经废了两条,导致夫人改嫁王家无后,今后你可怎么办啊?王连长气得轮着双拐就打,一顿拐棍把我打出了医院。

7月6日,朱老总逝世。28日,唐山发生大地震,据称整个唐山被夷为平地,数十万人一夜之间灰飞烟灭。9月9日,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一个个消息犹如晴天霹雳,劈在边疆知青的心中,劈得我们晕头转向。尤其是毛主席逝世的消息更让我们惊愕不已,在我们心里毛主席就是红色之神,神怎么会死?他是万岁万岁万万岁的啊!毛主席逝世后,各地组织大规模的悼念活动,农场全部停工,并组织知青到各分场安排的吊唁场所沉痛哀悼毛主席。我们全都去参加吊唁活动,我相信不光是我,每个知青心里都在想,当年是毛主席号召我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现在他老人家与世长辞了,我们的“再教育”能结束了吗?这只是深藏在众知青心中的想法,没人敢说出来,说出来肯定要倒霉,这是什么时候?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的时候,全国人民沉痛哀悼的时候,这个时候竟然想着回家?

毛主席逝世之后,被其亲自称赞为“你办事,我放心”的华国锋开始担任中央委员会主席、军委主席,主持中央工作。10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事件的通知》,这个通知又是一个霹雳,这意味着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终于结束了。如果说之前,知青们回城的念头还只是星星之火,那么“四人帮”被粉碎的消息终于把这星星之火烧成了燎原之势,文革结束了,我们终于可以回家了,家啊,我梦中都不曾回去过的家,我的父母可安好?我的兄弟姐妹可无恙?家里还有油茶面吗?

  知青们热烈地讨论着“四人帮”的粉碎过程,同时也急切盼望着中央有关知识青年的新政策。我们每天都在关注着各式各样的消息,大道小道的都有,然而一切突然归于平静,除了各地在庆祝粉碎“四人帮”,有关知青的消息什么都没有。我们像是破旧的玩具,被丢在角落里,没人记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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