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俞平伯和周作人的初识在北京大学，那时周作人是俞平伯“小说研究课目”和“欧洲文学史”的指导老师，当时的北大汇聚了中国新文化史上的诸多学术和文学大师，俞平伯课授师业，受益匪浅，对于其思想和创作的成长起到了重要作用。俞平伯在《〈戊午年别后日记〉跋》中曾写道：“所从受业诸先生皆学府先辈，文苑耆英也，同游诸君亦一时之隽也。”
周作人是章太炎的学生，对俞平伯的曾祖俞樾也敬重有加，对于俞平伯则另眼相待。自北大授课所识，发现彼此在思想和情趣上有太多的相似之处，两人从师生之间的关系，渐演变成亦师亦友的关系。自1920年俞平伯从英国归来后开始通讯，在将近半个世纪中书信往来将近几千封，谈论较多的是教书和著书中的话题，亦涉及人生思想，及对社会文化的构想。“上至生死兴衰，下至虫鱼神鬼，无可不谈，无可不听，则其乐益大，而以此例彼，人情又复不能无所偏向耳。”（周作人《杂拌儿之二》序）俞平伯曾把两人的书信往来装裱成册，为此留下了一份珍贵的史料。
周作人对于俞平伯的散文十分欣赏，并为俞平伯的散文集《杂拌儿》（开明书店）、《杂拌儿之二》（开明书店）、《古槐梦遇》（世界书局）、《燕郊集》（良友图书公司）作序跋，周作人认为俞平伯的散文有着晚明小品文的特色，有着绚丽的词采和色泽，看似信手拈来而实则反复推敲，且新旧杂糅，讲求飘逸的文风和趣味，其独特的风格、洒脱的气息，在中国现代散文中独树一帜。“平伯所写的文章自具有一种独特的风致。这风致是属于中国文学的，是那样的旧又这样地新。 现代的散文好象是一条湮没在沙土下的河水，多少年后又在下流被掘了出来，这是一条古河，却又是新的。”（《杂拌儿·题记》）
周作人对于俞平伯散文的赞赏，既有作为得意门生在创作风格上的类同，亦有两人私交甚密而有的人情偏向，更有创作品位和理念的关系。“我们生在这年头儿，能够于文字中找到古今中外的人听他言志，这实在是一种快乐。”（《杂拌儿之二》序）
而在这之前的1930年3月18日，周作人在《益世报·副刊》上，亦发表了散文《中年》。这一年周作人已四十六岁了，看似得其自然，所叙中年之虑，亦有着一种苍凉和无奈。
周作人在《中年》中写道：“我决不敢相信自己是不惑，虽然岁月过了不惑之年好久了，但是我总想努力不至于不惑，不要人情物理都不了解。本来人生是一贯的，其中却分几个段落。少年时代是浪谩的，中年是理智的时代，到了老年差不多可以说是待死堂的生活罢。然而中国凡事是颠倒错乱的 假如我们过了四十却还能平凡地生活，虽不见得怎样得体，也不至于怎样出丑，这实在要算是徼天之幸。 年纪一年年的增多，有如走路一站站的过去，所见既多，对于从前的意见自然多少要加以修改。不过，走着路专为贪看人物风景，不复去访求奇遇，所以或者比较地看得平静仔细一点也未可知。”
比起俞平伯来，周作人的中年感叹更多了一份辛辣和沧桑。周作人是五四时期的主要干将之一，他不仅亲历了五四时期的主要论争，而且始终地站在反帝和反封建的第一线，倡导新文学批判旧文学。且是现代散文的主要创始者，在文艺理论和批评以及翻译方面也居功至伟，其突出的贡献在于散文小品的倡导和创作上，在作品形式上的“冲淡平和”风格，用一种恬淡心情来感知周遭的一切，以平和的语调、闲散的节奏来纵古论今抒发个人的感想，在五四时期有较大的影响力。
到了上世纪30年代的初期，周作人已少了五四时期的激情和冲动，而多了一份恬静和闲适，表现在他的生活工作中的同时，也反映在他的创作之中。他提倡小品文创作，鼓吹“闭门读书论”，在上世纪30年代初革命文学风起云涌、左联成立的大环境下显得格格不入。在民族危亡时刻的沉默，为其将来的附逆埋下了伏笔。周作人的蜕变和落伍，是五四新文化的大潮中荡涤以后的结果。这种思想和情绪，或多或少地也影响到了俞平伯的创作和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