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日两国签署条约，相互居然要交换中文译本，这在中国之外的国际交往史上或许是很少见的情形，部分原因正是由于卫三畏的汉学家身份，在不通对方语言的情况下，双边都需要增添一个可沟通语言的译本来确保条约内容的准确。在最后签字时，双方核实中文译本，发现一方的译本多了一个字，就把它擦去了。签约时，不仅英文和日文原始文本，而且別种译本也要签署。签约之外，卫三畏还专门起草一份文书给日方，阐明西方世界在处理国际关系时所遵循的准则，以及向西方开放对于日本的好处。这对于日本此后的开放政策或许也起到了某些作用。
此后，也有“尊王攘夷”运动以及小规模的与列强的冲突［如1863年的“萨英战争”］，但是大体而言，西方算是“不战而屈人之兵”了。对于日本而言，虽然条约也有对于主权的损害，但是通过这种相对和平的方式融入国际社会毕竟还是幸运的。与之相比，中国的开放过程就艰难而曲折得多。从19世纪早期开始的一个世纪里，中国与西方甚至崛起后的日本之间战争频仍，兵连祸结，条约丧权辱国，赔款动摇国本，领土惨遭瓜分，实在是一段不堪回首的历史。多少有些无奈的是，中国在西方强权下的失败每每成为日本的借镜和警钟。日美条约能够和平签订，跟日本人获悉此前中国在与西方对抗中的惨败就有很大关联。佩里的船队从英国割据的香港出发本身的象征意义，也是显而易见的。
因对中国有着长久的观察，踏上东土的卫三畏也免不了把日本人和中国人两厢比照。他说日本的官员服饰“花花绿绿，相当怪诞，显示出他们的品位不高，比起中国的长袍差远了”。下面这段话，是他刚刚到达日本一周时给他弟弟的信中写下的：“和中国人比起来，日本人给人的感觉是更加理性，精力也更加充沛。但是我觉得他们的生活并没有中国人那样舒适。他们的行动很不自由，也没有中国人那样有灵性。不过，与中国人相比，他们有着更强的进取心和好胜心。当这两个民族都认识到与别国进行交流的重要性以后，很可能日本人会在世界上为自己谋取到更高一些的地位。”—— 即使今天读来，他的话也值得我们三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