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变”终是要“变”的。自从国门被迫打开一道缝至清末民初，一潭止水的中国同外界，主要是同泰西文明的隔绝不可能继续下去了。当时洋务运动的一些明审之士眼睛盯住了西欧的物质文明，以为只要有洋枪洋炮，加上工业机器，就可以使中国改观。另一批先进者，对西方了解比较多些，看法进了一步，突破了“中体西用”的观念。从严复到康梁，以及薛福成、郭嵩焘、容闳等人，认为不仅要看到物，还要看到精神。严复已看到“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郭嵩焘在《使西纪程》中则进一步说：“西洋立国，自有本末，诚得其道，相辅以致富强，由此而保国，千年可也。不得其道，其祸亦反是。”
戊戌改良运动虽被镇压，但思想继续发生作用。内外压力迫使清廷表示要筹备“君主立宪”。五大臣放洋，虽只看到些皮毛，他们写回的报告毕竟以赞叹的口气叙述了他们见到的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新鲜事。
世纪之交的中国经过半个世纪的迟疑和徘徊、斗争和镇压，对世界上的事已不那样完完全全地愚昧无知了。客观上，中国迟早裹进世界潮流，已不可避免。孙中山所谓：“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二十世纪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世纪，在这一百年中，孙中山领导的国民革命推翻了绵延数千年的帝制，袁世凯、张勋之类的“复辟”闹剧，有如电光石火，共和立宪思想深入民众各阶层。逆潮流而动的北洋军阀在北伐战争中一个个灰飞烟灭。
八十年前的“五四”运动，是一场史无前例的全民卷入的爱国运动和思想启蒙运动，同时也是一场开启民智的运动，各种新旧思潮如潮水般在中国大地涌动，相互激荡，形成空前的思想交锋的真正百家争鸣的局面。人们可以对“五四”运动的特征提出各种解释，说它是激进主义、理性主义的思想运动，是新文化运动，是打倒“孔家店”、反封建传统的运动等等。但其中对中国前途命运最具启蒙意义、概括得最恰当、且已成为既定观念的，是从西方迎来的“民主”和“科学”。此后的中国历史，有前进，也时有后退，但“民主”与“科学”是永远需要提倡和坚持的。假如排除了德、赛两先生，则激进也罢、温和的渐进也罢，便无所归依，“五四”就失掉了灵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