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热，所热何来？
外孙女丫丫今年六岁了，暑假照例随妈妈从巴黎回北京度假。因为在家里太腻，所以还是把她送回幼儿园大班去。一天，晚上回来，口中念念有词，像念儿歌一样:“人之初，性本善……”一直念到“苟不教，性乃迁”。只数说着而不知什么意思。忽然她问:“狗为什么不叫了呢？”有一天，口中咕咕哝哝，问她背的什么，她说是:“×××，自己心。”幼儿园卖给她一本书，那书的封面写着:《儿童国学读本?三字经?弟子规》。她背的该是《弟子规》的“首者弟，次谨信”吧。当然小家伙很快就没兴致了，书扔在一边，还是看她的《三只小猪》去了。我由此想写这么一篇短文。
“国学”究竟是什么？似乎没谁说得清楚。从根子上说，所谓“国学”的提出，是同“西学”对立和抗衡的。这一点我从未动摇过。“国学”的一个“国”字已经说明了问题。自清末至如今，所谓“国学”，时兴时废，经过岁月和世事的淘洗，早已没有后劲了。这次“国学”发烧，有人鼓励，有人响应，媒体哄炒，从弘扬民族文化到祭孔尊孔，起孔子于地下，让他跟“国际接轨”，造成四方来朝的声势，于是中学办“读经班”，高等学府办“国学院”，大款、高官趋之若鹜，忙着给自己贴上“儒”家标签。然而，所谓“国学”者何？不过相当于现代版的张南皮“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的“中学”。张之洞以为这样就可以“双美并”了。殊不知那是“并”不起来的。那时的“西学”指的是“洋务派”所说的洋枪洋炮之类的物质文明。民国肇始以来，尤其是五四以后，“西学”的内容便意味着“科学与民主”了，而“中学”的内容却没有变，仍是那些老古董。“中学”改称为“国学”，同“国运民瘼”挂上了钩。于是经史子集，宋明理学，乾嘉朴学都囊括了进去。还有什么呢？这不是同“西学”相对的么？
我小时念过一些论孟，由于彼时的学校教育在总体上是“新式”的了，那些老一套在我脑子里只存零零碎碎的一些语录，在社会上和教育层面，则无论如何时兴不起来了。李大钊早就说过，孔儒碰上西方的工业文明已经败下阵来了。大约在中学时代，我十五六岁，读了些鲁迅、胡适之，幼年念过的论孟就更没有多大地盘了。到四十年代我还不太懂何为政治，但是隐隐约约的脑子里的反封建礼教的意识愈来愈多了。这是我这个年龄的人在那时所共有的。鲁迅劝青年人少读或不读古书，说字里行间挤出了两个字:“吃人”。鲁迅矫枉过正，但说到了骨子里。清代的戴东原说，宋明理学以“理”杀人，那是针对“存天理灭人欲”说的，不可能上升到制度上。鲁迅的“吃人”二字则戳到了旧制度的神经中枢。一九四九年以后，我略懂了些世事。一次看袁雪芬扮演的“祥林嫂”，她在台上凄切反复地喊:“我的阿毛被狼吃了。”最后拿着斧头向土地祠走去，去砍那她捐的“门槛”，那日是除夕之夜，老爷家正鞭炮齐鸣，“祝福”来年。戏剧里的冲突直捣表面上温良敦厚的封建制度。印象至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