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海外华人文化社群中，余英时先生（1930- ）与张充和女士的文字因缘早已传为佳话。首先，余张两人均为钱穆先生的学生，多年前钱先生过九十岁生日时，两人曾合作完成了一组祝寿诗--那就是，由余先生先写四首律诗，再由充和将整组诗写成书法--赠给钱先生。当然除此之外，他们之间还有许多类似的文字合作。
自从1961年充和与汉思从加州搬到康州，他们便与余先生开始文字交往。汉思一向研究汉代文学，而当时余先生（在哈佛）也正专攻汉代史。由于哈佛与耶鲁相离不远，故彼此在学术上时有联系。余先生与充和虽会面较晚，但由于两人都师从过钱先生，后来“一见如故，成为忘年交”。前面已经提到（见第三四节），1968年春充和到哈佛表演昆曲，那时余先生曾写了一组赠诗给充和，多年后居然引起了一场中美读者的“和诗热”（详情见本文后半段说明）。1977年，余先生从哈佛即转至耶鲁任教（直到1987年才转去普林斯顿），前后有十年在耶鲁大学共事，彼此之间的关系自然更加密切。
我以为，在目前充和的海外朋友中，余英时先生或许是对充和“相知最深”的一人。因为余先生对充和“相知”甚深，故能对充和的艺术本色做出精确的表述。例如，有一回充和向余先生展示她刚“发明”的菱形六角盒，盒内装有乾隆时代的一块墨--原来那次充和一时临机应变，费了老半天，把丈夫汉思买来的裱盒改装成仿古的墨盒。充和一边打开墨盒，一边对余英时说：“你看，我多么玩物丧志。”
没想到余先生立刻答道：“你即使不玩物，也没有什么‘志’啊！”
余先生那句话刚出口，充和已大笑不止。
我以为只有像余先生那样真正了解充和真性情的好友才说得出那样的话。妙就妙在一种既“调侃”又敬慕的语调中。
的确，余英时先生一向十分敬慕充和女士那种没有“志”的艺术生活--包括她那随时可以进入唱曲和自由挥墨的心境。相形之下，由于今日社会环境的改变，许多人都已经无法再过那种优雅淡泊的生活了。或许因为如此，1982年余先生在充和的《曲人鸿爪》书画册中所写下的题诗，就表达了对这种情况的无奈：
卧隐林岩梦久寒，
麻姑桥下水湍湍。
如今况是烟波尽，
不许人间有钓竿。
必须说明，以上这首七绝原是余先生写给钱锺书先生的旧作。但放在《曲人鸿爪》中，却令人大开眼界--它提醒我们，钱锺书先生所处的政治和社会环境曾一度烟波消失，不许垂钓，文人雅士再也过不上那种优游林下的生活。相较之下，远在北美的充和反而因为生活在别处，而得以延续那曲坛书苑的流风余韵。
我以为充和一直是一个踏实独立的“淡泊”人。她的诗中就经常描写那种极其朴素的日常生活内容：
一径坚冰手自除，
邮人好送故人书。
刷盘余粒分禽鸟，
更写新诗养蠹鱼。（《小园》诗第九）游倦仍归天一方，
坐枝松鼠点头忙。
松球满地任君取，
但借清阴一霎凉。（《小园》诗第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