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由于国内食品价格史无前例地上涨，美国遭遇严重的“滞胀”危机，对大豆、棉籽及其制品实行禁运。当时，日本97％的大豆依靠进口，而其中的92％来自美国，因此所遭受的伤害最大。
1980～1981年，苏联入侵阿富汗，美国对苏联实行谷物禁运。但当20世纪80年代末，苏联沿着美国经济学家萨默斯设计的方案，以及美国政府指引的方向进行休克疗法改革时，国会议员阿德•梅尔科特当时指出：苏联需要多少粮食，美国就提供多少粮食，但最终的结果是苏联解体。
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市场经济大潮席卷中国，“米袋子省长负责制”、“菜篮子工程”以及“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粮食是基础的基础”、“无农不稳”、“粮食安全”、“食品安全”的农产品公共产品性质得到了极大的认同，也早已经成为每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最为重视的问题之一。
然而，粮食在美国的巨大影响力不仅限于征粮派款、租税分成等方面，而是早已越出了疆界。先是以粮食的人道主义援助的含蓄方式，“羞羞答答”地实施美国的伪慈善；随后伴随着农产品的国际贸易自由化和全球化，以更为直接的国家间农产品贸易谈判与开放作为筹码，赤裸裸地维护着美国的大国政治，粮食也早已经成为全球竞争“硬实力”的标志。
新近的一次明显地以粮食作为武器来干预他国内政的事件，要算是美国对朝鲜的粮食援助政策了。1994年以来，朝鲜连续几年农业歉收，国内粮食供应严重短缺。美国联合日本、韩国对朝鲜提供粮食援助，但条件是，朝鲜必须放弃核计划，并在缓和朝鲜半岛局势方面与西方合作。
在美国经济学家苏珊•乔治文所著的《粮食政治入门》一书里，就描述了美国如何成功地用粮食援助，摧毁了第三世界国家的自给自足的粮食生产体系。让这些国家农民失业，沦为附属于美国消费需求的经济作物园工人，让这些国家的农业基因化、石油化、化学化和机械化，从而购买美国生产的种子、化肥、农药、机械，让这些国家自给自足的本地化食品体系瓦解，使得人人成为产业化食品体系的消费者，用更高的价格，买取更低的营养。
资料显示，在20世纪80年代由于苏联粮食歉收，美国禁运而导致前者被迫在国际市场大量采购时，美国甚至“火上浇油”，通过法令在国内减少三分之一的小麦耕种面积。
当初是在全球歉收的情况下，减少小麦出口进一步抬高国际粮食价格；如今则是在全球粮食供应趋紧的情况下，不断加大生物能源的产能以制造更大的缺口，这就是当代“大国策”实现第二步的手段。而“大国策”的第一步——压低全球粮食价格以打击其他国家农业生产能力，其实现手段甚至更加隐秘。这个手段，就是粮食补贴。
补贴的粮食政治
让•傅立叶是法国巴黎大学的经济学教授，15年前曾经在中国某高校担任国际贸易概论课的外教，当时有学生问：
全球贸易自由化不断发展，而且欧美国家都倡导自由贸易，为什么唯独在农业补贴问题上，在谈判中都始终不肯妥协？
傅立叶当时回答：
说实话，我也不明白为什么。
事实上，在十几年前，绝大多数的欧美学者都对这个问题迷惑不解。10多年后，乌拉圭回合变成了多哈回合，农业补贴问题的坚冰却仍未融化。但随着粮食危机再度袭来，当年学者们的疑惑却逐渐有了答案。国际组织普遍认为，粮食补贴和生物能源是导致这场危机的两大主要政策根源：后者挤占了发达国家的粮食用地，前者挤垮了发展中国家的粮食生产体系。
长期的补贴刺激了发达国家的生产，过剩的产品在发展中国家市场倾销，导致这些农业补贴水平低的国家里农民因种粮亏本而离开这个行业。这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造成了一种巨大的产业错位：几十年前，发展中国家基本上是农业产业的主力，发达国家的工业与发展中国家的农业形成了一种产业互补。而在目前粮食产业的主力转移到发达国家之后，这种产业互补的格局被打破，甚至无论从工业还是农业上，发展中国家越来越处于从属地位。
在生物能源问题上和美国立场一致的巴西，在粮食补贴问题上却与之针锋相对，巴西总统卢拉说：
实际上一些贫穷国家仍有大量适于耕种的土地，但这些国家的农业发展潜力因发达国家对本国农业补贴而受到遏制。
世界银行的报告也指出，发达国家的粮食补贴政策，实际是鼓励发展中国家的人口离开土地，进入城市。
另一个巨大的悖论于是产生了：全球粮食供求缺口日益扩大，用于种粮食的土地却越来越少。因为，发达国家的土地去种更加有利可图的能源生物，发展中国家的农民则由于无利可图而放弃种粮，到城里打工或者改种经济作物。
在罗马峰会闭幕之日，印度工商部长卡迈勒•纳特在《华尔街日报》发表《扶正多哈》的文章称：
不能期待发展中国家放手让那些仅能维持自身生存的农民，同发达国家那些享受高补贴的农产品竞争。我准备好了同世界上任何农民竞争，但却不能和他们的财政部竞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