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萧条时代》 变革中的城乡(1)

    正如他们曾看到大萧条各自的一面一样,城市居民和农民也是从不同的视点来看待新政。城市首先感觉到的是被经济灾难给死死攫住,比小镇或乡村社群更长时间地、更牢固地被失业和饥饿的妖魔所抓住。例如,1935年,仅10座最大的城市就占到了全国接受救济的可就业人数的五分之一。城市救济的组织工作往往比小镇更有效,在大都市的匿名状态下,接受嗟来之食时的最初的羞愧也更少。

    此外,城市居民对于自力更生和粗犷的个人主义更少顾虑。在20世纪,城市已经成了创新和改革的温床。除了观念的迅速发酵、组织化劳工的力量,以及经济上的看得见的阶层化之外,另一个理由,就是典型都市人连根拔起的状态。如果他来自一个小镇、村庄或农场,这个事实本身一般会给他打上进步主义者、非国教徒和不满现状者的烙印,更常见的情况是,其影响就是剥去了附着在他的根上的习俗沉积块。另一方面,如果他出生于外国或者是移民子女的话——人口超过100万的城市当中,将近三分之二的居民是这样——那么,对于那些被在农村生活的人怀疑是跟“美国方式”背道而驰的观念,他往往感觉不到顽固的偏见。因此一点也不奇怪,新政的工作救济、社会保障和住宅计划,其最热烈的支持者,莫过于大都市中心,罗斯福本人也是如此,特别是在几次成功的连任竞选中,他扫荡了城市的选票——即便是在20世纪40年代(正如我们将看到的那样)很多农民开始抛弃新政的时候。

    减轻贫困房主的负担,为低价型住所清理贫民窟,是把联邦权力密切地带入城市人生活中的两项活动。政府(主要是市政府)先前已经以限制性立法的方式进入了住宅领域,比如建筑业法规和分区法令,但在这十年,在联邦政府的领导下,它担负起了积极的角色,先是提供低息住宅贷款,然后以低地租的方式刺激新的建筑。

    为了对贫困房主实现比胡佛的住宅贷款银行更直接的救济,1933年6月,新政创设了房主贷款公司(HOLC)。所有贷款以5%的利息再融资,15年还清;必要的维修在监督下进行,其费用增加到贷款中。在其发放贷款的那段时期里(1936年6月结束),HOLC共发放了100万笔贷款,总额高达30亿美元,承担了美国城市房屋抵押债务的大约六分之一。到1937年,丧失抵押品赎回权的数字——1926~1933年间翻了四倍——降到了1933年的一半,数十万家庭免于被赶出家门。

    然而,这一计划并没有满足一个更大的、更迫切的需求领域。总统在他的第二届任期就职演说中提到了“全国有三分之一的人住得很差、穿得很差、吃得很差”,他们很少拥有不动产,或者说没有机会面对HOLC,也不会得到建筑信用合作社的关照和住宅贷款银行的帮助。这一状况促使政府采取进一步的措施。像新政的很多措施一样,住宅行动也一直着眼于复兴——希望刺激民营建筑业——和改革这两个孪生目标,而且越来越强调后者。1933年6月,PWA设立了紧急住宅司,为在亚特兰大开始的改造计划筹集资金,在那里,11个被认为是最糟糕的街区成了“铁克伍住宅计划”的宅基地。克里夫兰市臭名昭著的“威士忌岛”廉价公寓区被彻底清除了,以支持PWA的一个被称做“湖景露台”的项目。在芝加哥,“简•亚当斯住宅计划”增进了“赫尔之家”的创始人长期为之效力的社区睦邻运动。所有项目当中,最大的是布鲁克林的“威廉斯堡住宅计划”,它以令人愉快的现代公寓取代了12个贫民窟街区,容纳了将近6,000人。另一方面,新奥尔良的两个很有前景的冒险计划,在1935年休伊•朗控制的立法机关在地方政党领袖的压制之下把它们扼杀之后,被PWA给划掉了。

    平均租金是每月26美元,如果租住家庭的收入增长到了这笔费用的5~6倍的话,就会要求它离开。这些租金满足了体力劳动者和白领工人、而不是非常穷的人的需求;但就连这样的价格,实际上也是伪装起来的津贴,因为对于高达每间房1,700美元的工程造价——这是PWA的“耐用性狂热”所带来的后果——来说,收回成本的前景十分渺茫。在1937年11月终止之前,这一计划发起了大约50个开发项目,包括将近22,000个居住单位。

    与此同时,1934年6月,“全国住宅法”创立了联邦住宅管理局(FHA),主要是为了帮助房主筹资维修、翻新、扩大现有住宅,刺激联邦抵押保险的民营建筑。利率适中的贷款担保,坚持要求执行某些建筑标准,以及专家级的工程和建筑建议,都属于PHA最有益的特色。到1940年底,它担保了12.5亿美元的贷款用于改造300万个居住单位,将近30亿美元用于建造60幢小住宅和300个出租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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