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人的眼睛都盯在新当选的总统身上，当时流传着一个故事，说他很可能是美国的最后一任总统。在迈阿密，就在他走马上任的两周之前，他险些没有躲过一位暗杀者的子弹，结果，这颗子弹让芝加哥市长安东•J.
塞马克送了命。这个国家如今感觉到，自己的命运就倚靠在富兰克林•罗斯福的肩头，他面对死亡时的镇定和勇敢让人们恢复了信心。3月4日，在一种几乎令人颤抖的紧张气氛中，十万观众挤满了国会大厦东面正前方的40英亩草坪和人行道，还有数百万的人则聚集在他们的收音机旁。胡佛严肃而沮丧的面容，看上去与他的继任者充满活力的自信形成鲜明对照。罗斯福站在寒风之中，没戴帽子，也没穿外套大衣，以坚定的声音和几乎是挑战性的姿态，发表了20分钟的演说。
他开头便是一句：“这是国家授受圣职的日子。”接下来补充道：“这些黑暗的日子，如果教会了我们懂得：我们真正的命运不是要被别人照顾，而是要照顾我们自己，照顾我们的同胞，那么，我们为此而付出的全部代价都是值得的。”关于国内的现况，他说到了要“像对待战争的紧急情况那样”对待失业，要帮助把家庭从破产中挽救出来，把农民从破产中挽救出来。“这个国家要求行动，现在就行动。”他关于外交事务所说的话，以及他的“睦邻政策”，在后来的岁月里经常被人们想起，但在当时，大多数美国人最留意倾听的，多半是罗斯福关于银行体系的意见，是他所提出的要求：“要终结用别人的钱去投机，……要准备足够而坚实的货币。”他宣布：“货币兑换商们已经从我们的文明神殿里的宝座上逃走了。我们如今可以把这座神殿恢复到远古时代的原貌。而恢复的措施，就在于我们在多大程度上赋予社会价值以比纯粹的金钱利益更高贵的地位。”
当他进入他的敞篷车返回白宫的时候，罗斯福以拳击场上的方式在头顶的上方有力地挥舞着他的双手，以此回应人们的欢呼。对很多美国人来说，这仿佛就是已经终于实现的胜利一样。抗击大萧条的战斗已从防守转变为进攻。无论什么时候，只要胡佛说出乐观的话，就会有人指控他：那只不过是愿望或自满。当他最终承认了情况的严重性的时候，他便成了“著名的悲观主义者，决不会被人放过”。几年之后，《摇摆的天皇》中还在对此讽刺挖苦。但是，一位从前任那里继承了国家灾难的领袖——罗斯福在1933年的美国，就像丘吉尔在1940年的英国一样——能够大胆地面对眼下的局势，面对它所有的黑暗、匮乏而无需为自己辩解，鼓起公众的勇气和令人振奋的牺牲精神，以征服一场给他带来授权的危机。
行动来得既迅速又密集。3月5日星期天，罗斯福让国会召集了一次特别会议。第二天，他禁止了黄金出口和所有外汇交易，并宣布全国银行放假，以便在它们逐步重开之前对个别银行的稳固性进行检查。在格拉斯拒绝出任财政部长之后，这顶乌纱帽就落到了威廉•H.
伍丁的头上，他从前的联邦派同盟的共和主义传统跟他的新角色似乎不大协调，就像他作为铁路设备制造商的成功事业跟他的外表对不上号一样。但他坐在那里，头戴灰白色的假发，深蓝色的眼睛，顽皮的微笑，一边驾驭着全国18,000家银行驶过险滩暗礁，一边派发着他的双关语和奇思妙想，与此同时，在罗斯福的要求下，胡佛所任命的一些官员留了下来，给他提供了超越党派利益的帮助。
3月9日，“百日国会”开会，以压倒性多数通过决议，认可了总统所做的一切，要求RFC筹集新的资本重组银行，并授权发行更多的货币。银行的解冻已经开始了，为的是发放像购药款、救济金和工资这样一些必不可少的款项。面对新的处罚措施，那些藏钱的人开始拿出他们的黄金，来到存款的窗口，把黄金兑换成金券。路易斯安那州那位狂妄自大的参议员休伊•朗提出了一项修正案，把美国所有的银行都置于联邦储备系统的斗篷之下，而左翼人士则为罗斯福放过了国有化信用体系的天赐良机而扼腕叹息。
罗斯福骨子里是个温和派，他不慌不忙地走着自己的路。在3月12日星期天，广播里播出了他的讲话，这是新闻界后来所说的“炉边谈话”的首次播出，他以简单朴实的言辞解释正在做的事情，并邀请大家通力合作：“让我们联合起来，把恐惧赶走。”普通市民对这一诉求很是热心，新政最成功的宣传媒体就这样被发现了，其背后是一位广播明星的声音。与此同时，这场危机最糟糕的时刻已经挺过去了。第二天，已经解冻的银行开始在全国各地重新开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