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统的经济学家们坚持认为，储蓄导致更多的固定设备和更高的效率，反过来又导致更低的生产成本、更低的价格，以及大多数人更大的购买力。然而，到1929年，有一点已经变得很清楚了，这就是：这条因果链发展出了薄弱环节。大众的购买力并不能消化全国的产出，不只是因为工资增长的幅度相对较小，而且还因为零售价格在1922～1929年间实际上没有下降。技术进步所实现的节省，并没有以更低价格的形式传递给消费者。它们被转化为红利、存量以及更高的薪水和奖金。各种形式的垄断，像采矿业和制造业中伪装起来的托拉斯、联合、兼并，有助于维持价格的居高不下，即便新式机器、更好的生产方法和“效率专家”们提供的服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十年里把全美国的劳动产出提高了三分之一以上。在某些行业（比如汽车业），据说生产效率提高了3倍。
但是，从这种丰裕中，普通消费者所收获的仅仅是不足挂齿的碎屑，就连生产商也只是收获了眼前的那么一点好处。计算利润，不应该按天，或者论季，而要基于广泛而长期的购买力，不难证明，这样做更明智。后代子孙多半会同意胡佛总统事后发表的观点，他在对技术专家发表了一通赞扬之后，接着评论道：
当我们充分理解了20年代经济史的时候，我们将发现，终结了另一个繁荣时期的这场崩溃，其主要原因是：工业没能把它的进步（通过省力设备）传递给消费者。
另外一些人对工程师们的态度，更多的是倾向于谴责，而不是赞扬。有人指控，他们的创造天才让机器取代了人。当然，创造发明在颠覆群体平衡上的作用并不新奇。在过去，管理层有时候显得不愿意对设备拆旧换新；更常见的是，劳动者害怕这些“铁人移民”。自然，面对最早的大范围失业所带来的威胁，机器受到了指控，因为这一代人比起他们的先辈，更不容易相信一切灾难都是神秘的天谴。很快，在忧惧之后，紧接着出现情况的是：技术的表现太出色了，以至于带来了一大堆关于社会工程学的观念。让工厂摆脱掉浪费和低效的这种魔法，能不能给社会带来同样的效果呢？这一希望——对美国人的生活来说，它比对应用科学的必胜信念更新——带来了很多东西，从“伟大的工程师”胡佛，到国家复兴署，田纳西流域管理局，国家资源委员会，以及管制经济的其他观念。在1929年，很少人能预见到这一计划的所有路径。然而，就是在这一年，庞大工业文明的基本平衡正在失衡：工资与价格、生产与消费、机器和人力之间的不稳定关系。
在这个焦虑不安的繁荣世界上，第一场风暴在10月末降临了。像启动阿尔卑斯山雪崩的隆隆炮声一样，纽约股票交易所的一场不大不小的恐慌，开始于被投机者推到奇高的23支股票。第二天——“黑色星期四”——见证了歇斯底里的疯狂。经纪人们鬼哭狼嚎，扯掉自己的衣领，试图跟上抛售指令；观光者挤满了华尔街区，目送着大银行家们乘坐他们的豪华轿车来到摩根财团的门前。风闻关于集体自杀的谣言，人们聚集到一起，注视着脚手架上的一个普普通通的工人，病态地期待着他一跃而下。
起初，那些金融魔术师们看上去似乎已经阻止了这场灾难，但是，正当公众为他们欢呼喝彩、大大地松了一口气的时候，又一阵令人晕眩的踉跄把市场推入了新的深渊。人们普遍相信。这些巫师只能把正在倒下的大树支撑一会儿，时间长到刚好足够逃离树下。10月9日，创下了挂牌待售的可怕记录，总共16,410,000股。到这个月结束的时候，有150亿美元的市值消失得无影无踪，年底之前，损失估计高达400亿美元。
最初的震惊过后，官方的乐观主义重新抬头。这一代人被教会了要做“一头美国的牛”，他们习惯于作出反应。感觉到最初摇晃，很多人似乎就像一艘已被甲板下的冰山所割裂的豪华邮轮上的乘客一样，不相信情况的严重性。起初，当乐队还在继续演奏的时候，救生艇只被列为无足轻重的小摆设。曼哈顿那位衣冠楚楚的市长吉米•沃克要求电影只放映一些兴高采烈的画面。给患者的建议，是让他试试以毒攻毒的办法：《真故事杂志》（True
Story
Magazine）在报纸上刊载大幅广告，怂恿工薪阶层以赊帐的方式购买更多的奢侈品。“华尔街能卖股票，但缅街可以买商品”是来自《星期六晚邮报》（Saturday
Evening
Post）的愉快保证。11月初，曼哈顿一位珠宝商在橱窗里摆上了一根“价值750,000美元的珍珠项链”，而舒伯特兄弟公司则透露，他们计划在百老汇建一家15,000,000美元的剧院酒店。广播电台大声嚷嚷：“前进美国，没有什么东西能让美国停下来。”11月7日，一首叫做《幸福时光再次来临》的热门歌曲因为一部新的有声电影而被授予著作权，这部电影的名字倒是颇为贴切，唤作《追逐彩虹》（Chasing
Rainbows）；三年之后，这首歌曲成了“新政”的竞选歌曲。1930年初，随着天空变得越来越暗，廉价收音机的制造者们推出了一种“繁荣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