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萧条时代》 从富足到寒酸(3)

    普通人更熟悉像分期付款之类的家常形式的信用膨胀。打垮“销售阻力”——常常是小市民当中的购买力不足——的激烈战斗,导致了购买汽车、衣服、洗衣机、电冰箱、家具、珠宝的分期付款方式的新一轮扩张。实际上,它是生产者借给消费者的一笔贷款,因为后者缺钱,而前者急需销售自己的产品,比起通过降低价格、增加工资来提高民众购买力这种颇为费劲的办法来,他们更愿意选择分期付款的方法。到1929年,分期付款的好运气为它吸引到了成千上万的人。在大萧条的强光之下,这一制度中的某些方面,比如夸大的价格、过高的分期付款利息连同对产品的歪曲等等,将会变得再清楚不过了。某些州(像纽约和肯塔基)的法律,设下了一个更恶毒的圈套(在30年代发展起来的),凭借这一圈套,可以扣下一个债务人的全部工资,直到他的欠账结清。

    与此同时,重要的商业企业集中在更少人的手里。遍及全国各地的连锁店的打造,其重要性不亚于最近的汽车工业的大合并。集中化的产业,让每一座都会都成了地区网络的中心,每一个这样的网络,都适合制造、销售和分配产品的全国模式。大陆的经济从来不曾这样高度整合过,其均衡也从来没有这么敏感。边境、农场、乡村和中心集镇,最终都被城市的崛起所吞没。城市工业主义发号施令,这是此前从未有过的。1870年,工薪工人大约占劳动人口的一半,如今,他们占到了五分之四。一种老式美国所不熟悉的相互依赖,成了基本的经济事实。工业生活和团体生活的结构,结合了工会和劳动立法所强加的组织结构,不知不觉地把放任主义的灵活性转变成了某种更刚性、更难对付的东西。

    这些范围广泛的变革,几乎没有进入普通百姓的意识。在他们的脑海里,对个人主义及不受妨碍的个人奋斗的信条的忠诚,莫过于1929年。理论与实际的冲突,就像劳资间的潜在摩擦一样,依然是几乎感觉不到的,只要国家的经济机器还在以繁荣作为燃料运转着。

    事实上,20世纪20年代的繁荣并非始终如一地健康。从后来的情况看,它类似于发烧带来的面红耳赤,而不是健康的脸色红润。农业依然在为它1917~1918年间浮肿般的过度扩张而呻吟。连同烟煤矿和纺织品一起,它也属于被称为“生病产业”的临床病房。产业剧变的确很大,一种对饭碗的不安全感出现了好几年。甚至早在1926年,据估计,失业者就有15万之众;到1929年,这个数字增加到了180万以上。乐天派们没有注意到,在美国,失业和贫困已经成了长期的社会问题——既不是短暂的危机,也不容易通过个人慈善的努力来应对。为这一目的而筹集的个人基金和公共基金,当公共救济开支逐步攀升的时候,其比例在逐渐缩小。16座重要城市1911年用在公共慈善事业上的钱是150万美元,到1928年,一年要花2,000万美元。

    银行业务中的缺陷也引起了人们的怀疑。在1929年10月大崩盘之前的6年时间里,银行破产以每天将近两家的速度发生,但由于违规者都是一些较小的机构(主要在小城镇),因此就缺少公开。商品出口跟生产能力不成比例。这个国家至少20%的资源没有得到利用,导致国家收入损失了大约150亿美元,占它正在生产的商品和服务的四分之一。

    然而毋庸置疑,美国经济的主要缺点不在于生产,而在于消费。1929年初秋,报纸的金融版面已经在为汽车和无线电的“沉重”、建筑业的不景气、沿着航空新边境蔓延的失望而愁眉苦脸。美国很多的生产努力,最近都进入了奢侈品和耐用品领域,如果没有紧迫的日常需求,对它们的购买就会被延期。最早的风暴警报过后,这些商品就会堆积在仓库里,导致机器停止运转,以及失业大军的出现。这就是1929年接下来的那场大萧条为什么空前地严重而持久的原因。

    甚至在1929年,美国人的购买力就已经显示出了严重的失衡,人们很快便引用卡莱尔的一句短语“丰裕中的贫困”,来强调这一反常。1923~1928年间,投机收益从100增长到了410,工资指数仅仅从100增长到了112。自然而然,用于消费品的收入,比起流入投资渠道和短期拆借市场、流入为未来生产购置新的固定设备中、以及流入富人腰包的滚滚洪流,实在太少了。此前从未有过这样的十年,国民收入中有如此大的份额被存下来用于投资,也从未有过当前生产如此壮观地超过当前消费。“潜在生产能力全国调查”后来把1923~1929年这段时期描述为“富人当中的存钱狂欢”。

    全国三分之二的储蓄是年收入超过10,000美元的家庭存下来的。那些年收入低于1,500美元的家庭(占总人口的40%),实际上入不敷出。600万个家庭(占全国的五分之一)年收入甚至在1,000美元以下。当一个人快要淹死的时候,未雨绸缪就显得不切实际了。年收入在5,000美元以下的美国家庭要花掉绝大部分收入才仅仅维持温饱。因此,在那些“不能享受充足食品”的家庭当中,十家有九家几乎别指望有可观的积蓄。布鲁金斯研究所在介绍他们对经济光谱的两端所作的一项研究时指出,1929年收入超过100,000美元的24,000个家庭,其总收入是600万个最穷家庭的总收入的3倍。顶层群体的平均收入是底层群体的630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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