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拓视野，克服自身盲点
乾隆和马戛尔尼
1792年，英国的马戛尔尼率领由科学家、作家、医官等90人组成的使团，拜见乾隆。在这次见面之中，满清统治者视野中的盲点毕现无疑。
英国人带来了最新的发明：蒸汽机、棉纺机、梳理机、织布机，还有当时英国最大的“君主号”战舰模型。英国人都以为满清贵族会感到惊奇。但乾隆却认为：“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这些不过是无用的奇技淫巧罢了。马戛尔尼还赠送过榴弹炮等火药武器，但是当1860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时，英国人发现，几十年前赠送给清政府的大炮与炮弹都完好无损地摆放在那里――它们从未被使用过。
双方的争议当然还包括“地球是圆的”这个话题，虽然英国人都发现了清朝行宫中保存有明朝遗留下来的地球仪和《坤舆万国全图》（传教士利玛窦所赠，明朝曾全国公开出版，上面标有英国的位置）。但乾隆依然不知道英国在哪里，一个叫杨光先的大臣还散发文章说：“若四大部州，万国之山河大地，是一个大圆球……竟不思在下之国土人之倒悬……有识者以理推之，不觉喷饭满案矣！”
马戛尔尼归国后，曾得出如此结论：“清政府的政策跟自负有关，它很想凌驾各国，但目光如豆，只知道防止人民智力进步……当我们每天都在艺术和科学领域前进时，他们实际上正在变成半野蛮人。”因此，清帝国“不过是一个泥足巨人，只要轻轻一抵就可以把他打倒在地” 。
事实上，正如马戛尔尼所说，清政府并不缺乏雄心，但关键在于他们“目光如豆”，视野中有一顶“内置的帽子”——自我的盲点。所以，盲点也决定了统治者不可能拥有开拓型的国际视野，也不可能有开放的国策。因此，就算见到了先进的地球仪、战舰、火炮，他们也一样无动于衷。
对于任何一个人的视野来说，自我的盲点总是非常致命。
埃里森在耶鲁大学的演讲
甲骨文的联合创始人兼CEO拉里•埃里森2000年在耶鲁大学做演讲时，曾创造一个新名词：“内置的帽子”，在网络上也流行一时。
他在演讲当中说：“我猜想你们中间很多人，也许是绝大多数人，正在琢磨，‘能做什么？我究竟有没有前途？’当然没有。太晚了，你们已经吸收了太多东西，以为自己懂得太多。你们再也不是19岁了！你们有了‘内置的帽子’！我指的可不是你们脑袋上的学位帽。”
一个人在视野上的自我盲点，通常源于各方面的自我误区。一是被先天的客观环境主导所造成的盲点，譬如传统文明、体制文化、出生环境、生活地域等所造成的视野盲点。
先天盲点首当其冲的是文明，其次是文化传统，再次是体制。塞缪尔•亨廷顿所著的《文明的冲突》一书，便把文明冲突当作观察世界风云的重要视角。也正如亨廷顿此书中所指出，冲突并非都是因为物质利益缘起，“文明”（或称“文化个性”）的不同也可以引起冲突。
文明和传统文化的盲点或误区，则必须依靠文化观念的正本清源来解决。有时候，它与知识多少、品德好坏、个人好恶无关，只与文化观念有关。譬如大家都说的民族性，法国人的浪漫和德国人的严谨，这就是先天文化传统的影响。对于那些文化习惯封闭的人来说，明知道创新有益，依然觉得很难接受。相反，对于崇尚冒险和创造文化的民族来说，就算个人因循守旧依旧能够取得成功，他们也依然觉得没有成就感。
著名主持人杨澜离开央视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时，班上有很多同学就来自国际家庭，譬如爷爷是西班牙人，奶奶是匈牙利人，爸爸从阿根廷来，妈妈在纽约上班，这种独特的经历让杨澜意识到自己文化传统所带来的先天盲点：“我发现世界上原本有各种各样的人，各种各样的思维方法，同样的事物有来自于不同角度的各式各样的看法。从此，我不再那么自以为是，不再以为自己以前一贯接受的观点肯定是正确的了。”
相对于文明和传统文化的影响来说，体制所造成的盲点“来得快去得也快”，不会根深蒂固。这类客观体制所造成的盲点例子也有很多。譬如“文革”时期整个中国的大多数人都怕自己有个“富爸爸”，而仅仅10年之后，大多数中国人又都恨自己没有一个“富爸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