爵士乐是如何"既是自己又成它物"的？特伦斯·霍克斯在其《那个莎士比亚式的拉格泰姆音乐》(That Shakespeherian Rag)中，曾经回答过这个问题。这个回答既快言快语，又深奥微妙：
我们只有迈出欧洲的海岸，才能看见完全不同的阐释观。它将允许……把文本理解为……各种相互冲突的、通常也是相互矛盾的潜在阐释的竞技场。……我手到擒来的抽象模型当然是爵士音乐了，它是美国黑人向有关作者权威或作曲家权威的欧洲中心论观念发起的挑战。……在这种语境下，就阐释与其对象的关系而论，阐释不是寄生的，而是共生的。它的作用不再仅限于对作家或作曲家的艺术提供服务，或挖掘意义，或大肆庆贺。恰恰相反，阐释构成了爵士音乐家的艺术。(Hawkes, 1986：117118)
特里·霍克斯本人就是爵士乐鼓手，他在南威尔士(South Wales)一带的酒吧和俱乐部声名显赫。他没有把这种爵士乐形象漫不经心地说成批评。他说过："杰弗里·哈特曼(Geoffrey Hartman)有一个大胆的幻想，那就是，爵士乐作为美国本土的蜜饯，对于创造性的再呈现(representation)和再阐释(reinterpretation)，都有着令人不安的担当，因而也为未来的文学批评观提供了模型。"(Hawkes, 1986：125)他从杰弗里·哈特曼的大胆幻想中获得了启示：
批评是重要的美国本土艺术，就其最宽泛的意义而言，也是仅有的美国本土艺术。有关美国艺术缺乏原创性的抱怨，都忽略了这一点。对于全部"既定"结构形态(包括政治结构、社会结构和审美结构)予以回应、即兴利用、"耍弄"、再创造、综合和阐释，所有这些在本世纪和先前的世纪，都历史性地派生了跨越大西洋的模型，甚至到了这样的地步，所有这些可能都会迫使我们承认，批评使得我们全都变成了美国人。(Hawkes, 1986：118)霍克斯的主营业务既非爵士乐，也非美国，尽管他对文学批评和文化研究有着浓厚的兴趣。他也关切通俗文化与高级文化的关系。异乎寻常的是，作为专门研究莎士比亚的学者，他对通俗文化与高级文化的关系的看法具有浓烈的爵士乐特色。他认为，把莎士比亚从通俗文化和口头文化拔高到高级文学艺术，是一种矮化，甚至是一种堕落：
莎士比亚戏剧是英语世界通俗文化的主要范例。从这一点看，它们(指莎士比亚戏剧)四百多年来逐渐萎缩为全球敬畏的高级艺术。莎士比亚戏剧的功能是将自己文化的内在张力予以口头上的外在化。由此看来，它们(指莎士比亚戏剧)萎缩成了神圣的书面文本。(Hawkes, 1986：86)
他说得对极了。文化政治的世界已经颠三倒四，不成样子。好在有一个著名的英语教授，他在赞扬通俗文化，在使用"萎缩"之类的词语，描述通俗文化是如何通过经典化变成高级艺术的。
不过他对全球敬重的《圣经》的怀疑，还是对的。"莎士比亚效应"(Shakespeare effect)最终波及《哈佛商业评论》(HBR)。该期刊是哈佛商学院的"行政教育"期刊，全神贯注而又客观理智。但在2001年5月，它派员采访文学批评家哈罗德·布卢姆(Harold Bloom)，并发表了"给比尔·盖茨--还有你--开列的阅读书目"为题的专论(HBR，2001)。书目只有四项(当然，每一项都包括众多没有提及的子项，比如戏剧、诗歌等等)：
莎士比亚：全集塞万提斯：《堂吉诃德》爱默生：《散文集》(提到了六种)弗洛伊德：《日常生活精神病理分析》
布卢姆对于莎士比亚毕恭毕敬：
我们可能想了解的有关我们自己的一切，都能在莎士比亚那里一一找到。他辉煌地创造了自己，也创造了我们大家。有史以来，在所有语言里，他都是最优秀的、最富创意的、最具认知价值和审美价值的作家。此外，他还是一位演艺人员。(HBR：64)《哈佛商业评论》担心，不是所有的经理人都能这样深入地理解莎士比亚，于是给布卢姆提出一个中肯的问题：
《哈佛商业评论》：从文学的角度看，好像你肯定是一位"优秀"读者。不过，不是每个读者都能在莎士比亚或塞万提斯那里看到你所看到的东西。你能否告诉我们的读者，如何才能更好地阅读？
布卢姆：对于更好地阅读，并不存在唯一的正确方式。不过，我的确相信，教会人们更好地阅读，还是可能的。那方法基本上就是用一部作品衡量另一部作品，尽管评价最好还是留下，不必说出。今天，做出评价需要标准，这标准就是莎士比亚。在英语中，我们真的再也不可能找到别的标准了。(HBR：65)对话的逻辑是这样的：
问：如何"更好地阅读"莎士比亚？
答：去读莎士比亚。
比尔·盖茨从这个懒惰的同义反复的建议中有何收益，没有记录可寻，但是，布卢姆没有说完，他还要对通俗文化指手画脚：
通俗文化肯定取得了非凡的成就。不幸的是，如今美国没有通俗艺术家。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个国家没有反讽感。……相形之下，伟大的文学几乎总是反讽性的。莎士比亚是所有时代的反讽大师。(HRB：66)
《哈佛商业评论》的总编苏西·韦劳佛(Suzy Wetlaufer)在同期期刊上，就同样的话题，撰写了一篇社论《开卷式管理再议》("OpenBook Management, Revised"，HBR：12)，它显然也不带任何反讽之意。它主要是支持布卢姆的，因为"他开列的阅读书目在《哈佛商业评论》的职员中引发的争论比平时的争论总数还要多"。尽管如此，这篇社论的结语是："我还应该再加一句，某些编辑给那些想要通过文学获得启迪的经理们亮起了红灯。一言以蔽之，他们说'不'(dont)了。"
"因为文学真正关切的是人类生存条件的模糊性，它似乎会危及商业经理人的活力，商业经理人必须始终保持对于行动的偏爱。"执行编辑尼克·卡尔(Nick Carr)解释道。巧得很，他就是从哈佛拿到文学硕士学位的。"手不释卷地阅读惊悚读物，更为保险。惊悚读物至少可以分散当天的压力。忘掉深层精华(deep stuff)吧。阅读汤姆·克兰西(Tom Clancey)、罗伯特·勒德拉姆(Robert Ludlum)或杰弗里·艾彻尔(Jeffrey Archer)的所有作品。"不过读它们，也要读《哈佛商业评论》。(HBR：12)文化战争似乎尚未终结：布卢姆要在裔族上清除所有文化，只留下纯洁的莎士比亚；那位执行编辑觉得文学可能会影响制定决策的行动人的"活力"。这便是高级文化"疏离"通俗文化的陈腐形式：文学批评家懒得理睬美国商业人员的文化特质(无论什么问题，答案都是莎士比亚)，编辑则过于关心特质(活力、行动、压力)，丝毫都不信任"深层精华"(deep stuff)。
有人会说，或许在莎士比亚和当代通俗小说作家之间存在某种共同性。这种说法，双方均不认可。阿尔弗雷德·哈贝奇20世纪40年代的民主化洞视已经人为忘却。应该记住，哈贝奇曾经说过，莎士比亚是"是为品质观众写作的品质作家。莎士比亚的伟大发现在于，品质是穿越社会等级，垂直渗透的，而不是在上流的社会、经济和学术的层面上，沿水平方向扩展的"(Hall and Whannel, 1964：66)。在布卢姆那里，"品质"变得越来越窄，而不是越来越宽。既然它从来都不在不同的"经济"和"学术"层面上，沿平面延展，就不必担心它会在"大众"和"阶级"之间垂直渗透了。哈贝奇曾经把伊丽莎白一世时代的通俗戏剧视作"极端非民主时代的民主制度"(Harbage, 1941：11)，他在伊丽莎白一世时代的通俗戏剧方面的民族见识上充满乐观主义，但这种英勇的、充满想象力的乐观主义，已经"萎缩"(借用霍克斯的词语)成了一道奇观：一位内急的批评家打着莎士比亚的旗号，往商业的游泳池里酣畅淋漓地撒了一泡尿。
品质民主(democracy of quality)的信心的丧失，意味着斗争学派已经奄奄一息。尽管如此，与此同时，哈贝奇的民主化思想战线依然在文化研究中影响卓著。如上所言，霍尔和惠恩奈尔显然站在作为通俗艺术而非严肃艺术的爵士乐一边。他们还谈及"通俗艺术与严肃艺术还没有彻底劳燕分飞的新媒介(比如电影)"(1964：8485)。换言之，尽管对商业文化或大众文化感到怀疑和恐惧，这一思想战线还是乐意在通俗文化作品及其受众中寻求莎士比亚式的品质(Shakespearean qualit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