沿着这条路，文化研究终于步入危机。这危机更多的是表征(representation)危机，而非知识危机。它正在进入以后现代主义闻名天下的"创造性破坏"时期。在这里，从19世纪哲学那里遗传下来的政治表征和符号表征，其合法性受到了挑战。论者开始对符号生产力(productivity of signs)产生兴趣，特别对当代社会中的中介过剩(excess of mediation)产生兴趣。在当代社会中，符号，通常是彻底摆脱了任何似是而非的指涉物的符号，充斥于公私领域。尽管常常因为把世界转换成了文本而广受批评，后现代主义者还是第一批清晰地看到：在政治、文化和经济领域中，表征已经摆脱了现实的束缚；把文本性(textuality)、符指化(signification)、意义和价值从固定语境或指涉因果(referential causation)中抽离出来，是体系之现象(phenomenon of the system)而非它们自身幻象之现象(phenomenon of their own fantasies)。无论何时何地，符号都在攻城略地，指涉物都在退避三舍。电影、广告、电视和艺术中过度的媒介符指化(media signification)，只是明摆着的形态而已。因为很容易观察，也很容易传授，媒介研究较早地"捕获"了后现代主义并把它广泛推广开来，这令19世纪的学科一蹶不振。
然而，对符号予以抽离和剥离，甚至成了经济学的特征。在那里，资本已经以金融市场的形式被"文本化"了，把前所未有的能量注入了全球金融体系。在自动化的工厂体系中，工作(work)已经从劳工(labourer)中抽离出来。个人计算机的广泛使用，把词语(words)从书本(pages)上剥离出来，它允许"文本"成为移动物。这令当初敲打打印字的记者们大吃一惊，不过，为了了解世界，他们也在忙忙碌碌地使世界"文本化"。食谱从食物中抽离出来，这使得厨师功成名就，尽管烹饪作为一种社会实践已经日薄西山。简言之，"经济"已经毅然决然地从制造转向信息。政治已经从代议(representative)转向中介化形式(mediated forms)，阶级、政党或裔族-地域忠诚(ethnoterritorial loyalty)已经让位于这样的体系：政治家为了选票而拍卖承诺，事件的重要程度与他们在电视网上抛头露面的次数成正比。文化成了用以对峙、斗争和"承担特质"〔10〕的阵地，它们是与上述变化相连的，而那些变化是在局部的、文本性的、经验性的层面上完成的。
中国走向开放，西方全面运转。在这样的环境之下，最紧迫的需求是充裕问题：如何经营信息超载(information overload)、符号过剩(semiotic excess)和脑力富足(affluence of the mind)？脑力富足正把迄今为止只由内行的专家和富裕的精英所享受的知识资源迅速扩展至寻常百姓人家。生产力(productivity)已经从"生产者"转向"消费者"。自此之后，较佳的商业计划不再专心于原创和独一无二的创造性发明，而是献身于信息、知识的分享和管理--搜索引擎、编辑器、过滤器和合成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