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哈特利
"为文明联邦效力的时候到了!"《文化研究简史》的中文译者季广茂博士请我为本书中文版撰写前言。为了引发我思考，他提出了两个问题：
(1)本书出版后，西方的文化研究可曾"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取得了何种进展？可否请您将其进展情形介绍给中国读者？
(2)您对文化研究的看法是怎样的？文化研究是否要解决什么问题？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在您看来，中国的读者应该注意哪些问题？
这些问题貌似简单，其实不然。它们涉及观念(概念性框架中的问题)，涉及时间(领域中的进展)，还涉及空间(西方观念对中国情形的适用性)。事实上，我真的觉得文化研究面临着某些问题，它也一直面临着问题，而且本书自2003年出版以来，文化研究也的确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作为观念史研究，本书必然将焦点置于过去，现在季教授的问题令我思考未来，思考文化研究的未来究竟是怎样的。
下列文字就是对他的问题的冗长回答。如此简单的问题，竟然也需要缜密的考虑，某些人可能是始料不及的。
《文化研究简史》曾经声称，文化研究是一种"丰裕哲学"(philosophy of plenty)，是理解下列问题的一种方式：在经济增长、民主化和消费主义大行其道的年代里，各类大型群体是如何创造文化价值的？不过，这些年代［即所谓"漫长的20世纪"(Arrighi，1994; Brewer,2004)］是以空前的社会剧变和意识形态剧变为特征的，此外还要加上帝国主义、全面战争、极权主义和"确保相互摧毁"(冷战)，所有这些构成了进步的、世俗的科学现代性(secular scientific modernity)的阴暗面。
自19世纪80年代以来，在比这个漫长的世纪还要漫长的时间里，世界的经济领导权和政治领导权已经从欧洲霸权和英国的自由贸易式帝国主义，转向美国的企业管理式的资本主义。这个"漫长"世纪的终结，是以深入的变革为标志的，而且如此变革，通常被置于"全球化"这一术语之下。在某些人看来，人文科学、政治科学和经济科学都经历了所谓的"文化转向"，并与后工业社会或网络社会、"新"经济或知识经济、后现代主义……以及文化研究密切相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