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大革命以来，欧洲大陆长期饱受战乱之苦，大片土地也遭受了战争双方真枪实弹的侵袭。然而海峡对面的英伦三岛被碧蓝海水环绕，却逃过战火袭击，虽然她也向大陆集团施加了强大的政治影响力，土地却几乎未受任何干扰。彼时，英格兰把她的主要精力用于发展商业，使她的公民们生活逐渐繁荣富裕。
年轻的皮特（Pitt，1759-1806年英国首相）推行了金融改革，推动了整个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而通过这一改革，他也使得英国内部事务变得有条有理，从而使英格兰有可能从自己不断增加的财富中拨出一大笔钱给她的盟国--他们正在因为财富和公民的鲜血对欧洲大陆发动战争。到18世纪末期的时候，英国已毫无争议地成为欧洲最重要的商业力量，而罗斯柴尔德家族也走了一步极其巧妙的棋--安排家族中的一个最具胆识的孩子内森--让他在这个巨大商业王国中扎根定居下来。内森最先定居在曼彻斯特，当时，那里是各种布料的手工制造中心，也是他有长期生意来往的城市。由于众多军队都需要衣物等布制品，布匹贸易给赚取超额利润提供了绝好的机会。他赚的第一笔钱--两万英镑，在当时来说是一笔非常可观的本金总额--给了这个一句英语都不会说的陌生人一个从一开始就得到保证的地位。因此，内森并不是以小商人的身份来到曼彻斯特，而是作为来自欧洲大陆一家已成立的商业公司的相当重要的代表来到那里，彼时，他手里有一大笔金钱可以自由支配。
他带着年轻人的热情开始着手他的商业活动，同时，尽管他如此年轻，却也表现出不同常人的灵敏的经商头脑。首先，他仔细研究他所在的商业环境，探索同行的赚钱方法，并且明确了所获的利润应来自三个阶段，即购买织布所必需的原材料，这些原材料的染色过程，以及成品的销售。而这三个阶段的运作在当时的英国都是由独立商家所把持的。
内森决心在整个经营布料的过程中保住自己在每一阶段的利润。他自己买原材料，亲自为它们染色，然后再把它们送交出去进行进一步的加工制造，最终由自己将制好的布料送去进行贸易。内森并不将自己仅仅局限于布料生意。他在各地购买各种他认为物美价廉的商品，因此他购买了各种各样的新奇货物，也购买殖民地的产品，比如靛蓝染料、葡萄酒、糖和咖啡。他从不担心他所买的这些货物会找不到市场，因为远在德国法兰克福的母公司需要所有的这些货物。
当内森的父亲和兄弟们从他在英国的出现后带来的众多好处中大大获益之时，内森最开始带来的本金很快也翻了两番甚至三番。生活在英国他感觉到很享受，相比于在法兰克福时压抑专制的生活状况，他在英国感到异常的自由和不受束缚。
随着内森业务的增长和扩大，很自然地，他开始与首都建立商业联系。当时的首都不仅是大英帝国的心脏，也是整个帝国所有的财务利益的集中地。在打定主意在英国永久定居后，内森于1804年离开曼彻斯特前往伦敦，在那里，他将与政治发展密切接触，而政治发展则对商业生活产生极深刻的影响。他立刻意识到，如果他一直是一个外国人，这将对他的生意产生极大的障碍。因此，早在1806年的夏天，他便申请入籍为大英帝国的臣民。他的愿望很容易获得批准，因为作为申请人已经在英国居住了六年，就算他还没有在商业界做到非常突出的位置，他也已经备受众人尊重。欧洲大陆对商品的需求甚欢，受此眷顾，内森在伦敦继续他的生意并大获成功，这样的"盛况"一直持续到1806年。他对于英国的生活和英国人的性格相当熟悉，对于激励了全国的抵抗拿破仑统治世界疯狂计划的精神又十分同情，因此，他很快便完全拥护英国式的思维方式。但他尽量避免公开支持任何有可能会损害他在法兰克福家族的政治势力，并且，他的一切行动的指导思想是凡事首先以商业为重。
内森时年29岁，正在考虑结婚。他曾结识了一个富有的犹太家庭的女儿，女孩的父亲从阿姆斯特丹移居至德国，曾与内森有几次生意上的小往来，但他们二人的关系并没有熟稔到让女孩的父亲能够对内森这个求婚者的财务状况和总体商业素质进行准确的估计考量。而内森旅居英国这一情况使得对以上状况的调查显得更有难度。然而，内森凭借着他本身的能力和直白的性格，使他未来岳父对他的疑虑消除得一干二净；而彼时，女孩的父亲也从法兰克福获悉罗斯柴尔德家族繁荣兴盛且备受尊重。内森迎娶了心爱的女孩，并且因为结婚，妻子带过来的数额庞大的嫁妆，使得自己原本的财富大大增加由于他的岳父在伦敦是个既有钱又受人尊重的商人，他的地位也受此影响而得到加强。
此外，内森妻子的妹妹朱迪丝·柯恩（Judith Cohen）不久之后嫁给了著名的富翁摩西·孟蒂福爵士（Moses Montefiore最著名的英国犹太人，19世纪著名的金融家、股票经纪、银行家。），也因此拉近了内森和摩西两人的关系。摩西对欧陆战事变化所投入的旺盛精力，显示出的不凡远见和稳健的商业头脑，都深切影响了金融业务的运作，内森对此不断表示钦佩。
尽管内森在法兰克福的父亲总是劝说他去做威廉伯爵的投资，并且不停地敦促他多结交那些在伦敦的威廉伯爵的全权代表，但他一直都未曾着手。迄今为止，劳伦特兹伯爵（Court Lorentz）收到的关于威廉伯爵意愿的暗示对这一安排非常不利，但这丝毫没有使法兰克福的梅耶·阿姆斯洛或伦敦的内森气馁，他们正在继续努力着。正如已经表明的那样，威廉伯爵很快改变了他的意见，我们现在正在进入这样一个时期，在这段时间内，正如内森所言，英国股市开始接受大量投资。鉴于威廉伯爵和梅耶·阿姆斯洛关系十分亲密，他决定不继续反对雇佣他的儿子内森在伦敦进行交易业务。
青睐内森的另一个因素就是，很难获得这些文件的所有权，以证明购买了股票，而这对内森来说，因为有无数犹太或非犹太的联系，安排起来并不十分困难。因此，内森开始对威廉伯爵的巨额金融业务感兴趣，由于能够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干预对证券的购买和支付，他有时能够暂时控制一大笔数额的金钱，有了这笔钱，他就可以进行安全的短期交易，比如购买在那个时候价值不断上涨的金条。
在英格兰，没人知道内森的账户里是如何在短期内有了这么一大笔金钱的，因为在威廉伯爵账户上的英国股票都是以罗斯柴尔德的名义正式购买的，而且显然是为了公司的利益，因为伯爵的资金在英国已经被冻结过一次。
罗斯柴尔德家族和内森的信誉从这些巨额的采购中大幅提高，他开始接受他人委托进行各种交易，即使他不能立即以现金履行他的责任，他并不想输，因为他们为将来提供了良好的前景，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内森特别擅长利用异常情况，比如对于那些为了使自己富裕而抓住机会投资的人，要赠与礼物，而对于那些被动地站在一旁的人，则减少他们的钱，让他们变穷。
拿破仑通过大陆封锁，使整个英格兰的商业前景改革一新；然后，当他发现他的方法伤及他原来的言论及提议时，便对其进行了修改，并和走私者进行了切实的谈判，这些走私者在英国政府的鼓励和嘉奖下正努力突破拿破仑的封锁。1810年6月15日颁布的法令几乎正式地使这种非法交易规范化。法国需要某些商品，然后，黄金和白银被允许限量带入法国，法国产品被发送到英国进行交易。为防止走私不需要的物品，在格拉弗林（Gravelines，法国城市）有一条被专门隔开的圈地被用于官方认可的走私行为，走私船的船长按要求只能留在该圈地内，而且装卸货物要受到警方严密监视。
内森利用了英国和处在敌对状态的法国之间正式批准的经商活动，在广泛的领域做生意，不仅用他自己的账户，也用法兰克福总公司的账户。但是很快他就发现，必须还要有一个可靠的人在巴黎帮他应付这方面的业务。内森为此给法兰克福写信，老梅耶·阿姆斯洛于是决定利用他和达尔伯格在法国证券之间的关系，通过官方给他的儿子办一张法国护照，并替他的儿子获取一份交给法国财政部高级官员的推荐信。
当1811年3月达尔伯格前往巴黎时，因为有罗斯柴尔德借的钱，一个对此事极为有利的机会悄然诞生，根据法国警方的记录，这显然不是偶然的巧合，时年19岁的詹姆斯由安特卫普前往巴黎，并在当地一所私人住宅中居住下来。特别值得指出的是，拿破仑的财政部长马里昂（Count Mollien）已经知道年轻的罗斯柴尔德的到来，并知道他打算接受并递送大量来自英国的现款。
1811年3月26日，这位部长在给拿破仑的信中写道："一个持有法兰克福护照的法兰克福人现在正待在巴黎，他的名字叫罗斯柴尔德，他主要忙于将英国的现款从英国海岸带到敦刻尔克，并用这种方法在一个月内带来了超过10万几尼（guinea,旧时英国金币，合1.05英镑）。他在与巴黎最高规格的银行家进行接触，比如马列特（Mallet），查尔斯·戴利尔（Charles Daillier）和霍廷古尔（Hottinguer）等银行，他们给他汇票让他在伦敦换成现金。他表示，他刚刚收到本月20日来自伦敦的信，根据英国的打算，为了检查出口的金银币，而将克朗（crown,英国旧币制的25便士硬币）的价值从5先令（shilling）提高到5.5先令，而按照金币的价值来看，就是从21先令提高到30先令……这种行为等同于和奥地利人或俄罗斯人交易。我衷心希望能够将这些情况告知这位法兰克福的罗斯柴尔德，同时也希望伦敦的官员足够傻地以这种方式去应对这些事。"这封信揭示了很多内容：它表明，在1811年3月24日之前，在未经警察允许的情况下，詹姆斯·罗斯柴尔德可能已经到达巴黎了，当他正式抵达时，也就是说，当他向法国警方报告时，他一定已经与财政部的部长或一位官员进行过接触，由于达尔伯格的介绍，这是毫无疑问的。虽然内森主要是按照适应英国政府的十分明确的计划把金币送到法兰克福，但为了获得法国政府对这些操作的支持，詹姆斯假装向巴黎内政部表示，英国当局对出口现金表现出极大的不满，并千方百计地阻止这件事。他十分成功地哄骗过了马里昂，并通过他，哄骗过了拿破仑。
马里昂说："英国的金币运到海峡港口，法国政府对此十分满意，因为他们认为这不仅是证据，同时也是英国逐渐衰退的原因。"马里昂事后在他的回忆录中试图表明，他不同意这个观点，他也同时表示，拿破仑认为它来自别处，但是上面引述的信件内容清楚地表明，财政部长也相信罗斯柴尔德。在这个时候，内森想往法国派送大量现款，他偷偷地希望这些钱能够被最终送到威灵顿的军队，他们正在西班牙与法国发生战争。那位将军自从在葡萄牙和西班牙的英国战争开战之后，就遭遇了巨大的财政缺失。在当时那个时候，对于繁复航行的船只来说，不仅面临使海运现金变得十分困难的封锁情况，在比斯凯（Biscay）海湾的破坏性风暴也是严重的威胁。因此，运送这些货品不仅有很大的风险，保险费用也十分昂贵。
早在1809年，威灵顿曾给政府写下以下内容："我们急需要资金……军队的薪酬已经被拖欠了两个月。我觉得英国内阁简直对我们在这里的状况无动于衷……"他之后补充说，"如果政府支付不起战争的费用，那么，对于政府来说，放弃我们在葡萄牙和西班牙的战事是再好不过的事情了。"这种事态持续了两年，威灵顿不得不求助于那些十分可疑的银行家和在马耳他、西西里岛和西班牙的贷款者，从那里他不得不以最高贷款利率借钱，把交易的账单给他们，这些账单如果兑付会使英国财政部损失惨重。财政部为满足威灵顿的要求而采取的措施总是不够充分；最后，这位英国指挥官愤慨地写信向伦敦表示，如果事情继续这样，他的军队将不得不撤离半岛，而这不仅会缓解法国对于欧洲大陆的重要军事承诺，同时会使英国暴露于在岛上登陆的怀有恶意的军队面前。而接下来，他高贵的君主和他的部下都将在自己的国家经历那些他们曾经有幸避免的恐怖的战争。
一年之后，事情并没有太大的好转，由于随便从英国政府取用账单，威灵顿遭到责备,他因此激动地做了回复，他写道，他不得不遗憾地说，在萨拉曼卡（Salamanca）受伤和生病的英国军官为了活命而被迫出售自己的衣服。
这就是英国军队在西班牙打仗时的状况，而此时，在伦敦，各种充满活力的运动正在支持下开展起来，而这项运动正是由内森·罗斯柴尔德以自己的名义发起的。他以非常低廉的成本获得了很大比例的由威灵顿颁布的账单，进而英国财政部将它们再兑换成现金。他将因此获得的现金--以金币的形式--运送到海峡对面的法国，在那里，一般由他的兄弟来接收，主要是詹姆斯负责，但是在1812年则是由卡尔或所罗门负责，然后再向巴黎的各个银行付款。罗斯柴尔德兄弟从法国银行家获取在西班牙，西西里，或马耳他的银行家的账单，他们通过他们的业务关系进行谋划，目的是为威灵顿获得这些文件，威灵顿从而能够及时从银行家那里收到现金。因此，从伦敦调配过来的现金实际上只能从伦敦到巴黎做短途"旅行"，再通过大都由犹太人拥有的错综复杂的商业公司的网络，穿过敌人国家的心脏，最终到达西班牙的英军指挥官手中。
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现金和贵重金属的供应即使是在英格兰也开始变得稀少。自从封锁使得正常的商业变得困难，内森就将他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硬币和账单的兑换上，在此时，他密切关注着是否有有利的机会可以获得任何可能提供的硬币托运。当东印度公司曾出售相当一笔金银时，内森·罗斯柴尔德是这个领域的第一个客户；通过最近收到的来自伯爵的投资资金，和流通自己所有的价值很高的现金，他因此能够获得全部的黄金股份。
那时候，约翰·查尔斯·赫里斯（John Charles Herries）是总代表，他的办公室是为了给没有出战的英国军队和在欧洲大陆战斗的英国军队提供必要资金支持而建立的。他一个人没办法满足需求。携带资金的航船再一次被搁置几个星期，而到达里斯本（Lisbon）的另一份委托物品就其下一步的运输也遇到了很大的困难。英国政府，特别是赫里斯，对此最为苦恼。
他们随后听说内森·罗斯柴尔德从东印度公司购买了黄金，而这位几乎不知名的人购买以后将其送往国库。内森把黄金卖给政府，从中获得昂贵的利润，同时，他要求应该委托他把钱通过法国运给在西班牙的威灵顿，因为他以自己的利益为代价已经在有限的范围内运了一些，他要求现在应该以英国政府的名义，运送更大金额的现金。
1812年4月6日在巴黎的詹姆斯寄给伦敦的内森的被巴黎警方截获的信件表明，数量可观的大笔金钱正在穿过海峡，从英国运往法国。在那时，内森将27300英国金币和2002盎司葡萄牙黄金放在六个独立的箱子中，通过六个不同的公司，发送给格拉弗林的詹姆斯。詹姆斯承认收到了这些款项，以及霍廷古尔公司、戴维勒（Davillier）公司以及莫勒尔（Morel）和法贝尔（Faber）公司的汇票，总金额达65798英镑。他补充说，他很高兴运送这些钱并没有影响汇率，并敦促他的哥哥，让他尽可能早地获得任何一条商业新闻。两兄弟对汇率变化的关注自然非常密切，当汇率上涨时停止购买，当它下跌时便大量买进。
所有这些交易是通过法国行政部和财政部长马里昂的同意的。他安慰自己，英国正面临着极大的困难，汇率正在对她（英国）不利，并且黄金的流出也正在不断恶化，而法国的银行正在巩固自己的地位，法国的货币在世界也是价值最高。同时，在法国政府的监督和保护下，金币正通过法国本土，十分安全地缓慢流入法国头号敌人威灵顿的口袋里。
但是，尽管马里昂被骗了，从法兰克福来的犹太移民的行为正在其他区被极大地怀疑着并监视着。当地商人给在敦刻尔克的罗斯柴尔德的信件被法国警方截获，信件透露了他们活动的本质。一位警方官员就这件事给达乌（Davoust）元帅--汉堡的军事总督--发出了一份详细的报告。考虑到问题的严重性，元帅决定向拿破仑皇帝直接报告。他不经意地指出："支持从英国撤款的言论，在策划者隐瞒自己的行为的状况下，在考虑到英国会尽一切可能促进出口时，便失去了它们的力量。"皇帝注意到了这份报告，但没有采取进一步的措施。他毫无怀疑地说，达乌是一位出色的军人，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了解财政事务，而马里昂的意见显然要更加可靠。然而，警方的行政处长继续关注着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一举一动，而他们与黑塞的关系他也很早便得知了，他决心对他们之间的行动追根究底。他将达乌的报告转交给德马雷（Police Perfect Desmarets），指导他提供和这个家族有关的准确日期，并在同时给格拉弗林汇报类似的内容。
这一切都发生在1812年2月，当时，卡尔和詹姆斯都在巴黎。德马雷监视着他们，并询问了在梅因茨（Mainz）的法国警务处处长，让他报告罗斯柴尔德家族有关政治同情的状况和国外的商业关系，以及整个家族的投资交易，以及如果有的话，在一定程度上所涉及的有关违禁品的交易。
警务处处长在梅因茨发出了一份详细的答复报告，在报告中，他强调了法兰克福的罗斯柴尔德家族与达尔伯格的秘密关系，并指出，他们的关系极其密切，以至于凡是罗斯柴尔德提出的请求，达尔伯格从来不拒绝。他补充说，达尔伯格的随行人员在1809年警察搜查罗斯柴尔德家之前一定给与了事先警告，最后他总结说："至于罗斯柴尔德的政治倾向，他们所表现出来的与他们真正想做的相差太远。他根本不喜欢我们法国人，他只是假装为法国政府效力而已。"同时，来自格拉弗林的报告也寄到了，这份报告证实了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一个成员经常在敦刻尔克出现，实际上相当于建立了罗斯柴尔德公司的一个分支，并涉及了他在伦敦的兄弟和合作伙伴。优秀的警察考特·里尔（Court Real）指出，罗斯柴尔德是一个外国人，仅仅这个事实，就足以成为他不能留在法国的充分理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