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逆批龙鳞，君臣契合
魏徵在监督太宗执行"偃革兴文，布德施惠，中国既安，远人自服"的治国方针的同时，还全方位地为巩固新政权、开创新局面出谋划策。隋炀帝所以亡国，一方面在于他听信谗言、疏远君子、刚愎自用、拒谏饰非。为了避免大唐皇朝重蹈覆辙，魏徵首先考虑做出表率，张扬浩然正气，营造批逆鳞风气。
如何在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下最大限度地集思广益，发挥群体治国的作用，辨别臣子的忠良、奸佞，委任君子，疏远小人，是魏徵经常和太宗讨论的问题。贞观元年，太宗对群臣说："我读前代史书，得知奸佞谗毁之流，都是国家的蟊贼。他们巧言令色，朋党勾结，君主如果昏庸，没有不被他们迷惑的。而忠臣孝子，正确主张不能施展，往往含冤受挫，甚至丧生。这如同香花美草想要茂盛，却被凄风苦雨摧残一样。君主想要英明，往往被谗佞之辈遮蔽。古人认为世道乱了，谗佞便会压过忠良一筹。我每每防微杜渐，防止奸佞谗毁露出苗头，只担心个人力所不及，不能觉察出来。史书说：猛虎身处山林，周围的野菜都没人敢来采摘；直臣身在朝廷，奸佞之辈便不敢兴风作浪。这便是我期待于诸位大臣的。"魏徵说："《礼记·中庸》首章讲到：'戒慎乎其所不睹（对于不曾亲眼看到的，一定要谨慎对待，以避免盲从），恐惧乎其所不闻（对于不曾亲耳听到的，一定不要掉以轻心，以避免轻信）。'《诗经·小雅·青蝇》中讲到：'岂（同"恺"）悌君子，无信谗言。谗言（按：《诗经》原文作"人"）罔极，交乱四国（欢乐平易的君子啊，千万不要相信坏人的谗言。那些谗言反复无常没个准，能把四方诸侯国搅得混乱不堪）。'所以孔子说：'恶利口之覆邦家（厌恶花言巧语颠覆国家、败坏宗族）。'我看自古以来国家君主、宗族尊长，如果受蒙蔽听信谗言，迫害忠良之士，必然亡国败家，使得宗庙夷为平地，宫室变为废墟。恳切希望陛下慎重对待谗言。"第二年，太宗问起魏徵："君主怎样做才能明达睿智，怎样做就会昏庸糊涂？"魏徵回答道："君主广泛听取各种意见，才不至于被人蒙蔽，就能明达睿智；偏听偏信，必然昏庸糊涂。《诗经·大雅·板》有云：'先民有言，询于刍荛（chúráo，柴草。这两句诗说：古人早就说过，遇到事情，要向乡野间砍柴打草的卑贱人征询意见）。'上古尧、舜时期，敞开四方之门，广泛延纳各地贤才，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不让天下有任何堵塞舆论、遮蔽民情的现象。因此，尧、舜能够明察秋毫，不至于被下人蒙蔽。尧的大臣共（gōng）工放纵邪恶，尧及时掌握他的情况，把他流放到幽州。舜的大臣鯀（gǔn）玩忽职守，治水无功，舜把他杀死于羽山。后来的情况则不然。秦二世把自己封闭在皇宫中，公卿大臣难得见上一面，把宦官赵高用作丞相，偏听偏信，天下大乱，居然不能知道，最后反被赵高杀害。南朝梁武帝偏信朱异，东魏大将侯景叛国投靠梁朝，大臣们都不同意接受这个祸害来降，但梁武帝听从朱异的意见，接受侯景，任命为大将军。后来侯景发动叛乱，兵锋直指都城建康（今江苏南京市），梁武帝不得而知，后来竟然被侯景围困四个多月，饿死于台城。隋炀帝偏信虞世基，各地盗贼并起，攻掠州县，隋政权摇摇欲坠，但虞世基知道隋炀帝不爱听真话，就封锁了消息。隋炀帝变成了孤家寡人，在扬州被部下杀死。因此可以说，君主广泛听取各种意见，虚心采纳下人的说法，就不会被权臣蒙蔽，下情才能上达。"太宗很称赞这个说法。
用进谏的方式为帝王出谋划策，难免要批评帝王的错误做法，提出针锋相对的主张，往往使帝王感到逆耳、难堪。进谏者如果缺乏胆识，顾忌小利，是不敢这么做的。古代把这叫做"批逆鳞"，说是龙脖子下面长有倒生的鳞片，触摸时疼痛难忍，龙就要发怒，将触摸者干掉。魏徵随时会遇到这种风险。一次，太宗退朝后面带盛怒，扬言："我要杀掉这个乡巴佬！"皇后长孙氏问他说谁，他说："魏徵经常在朝廷上当众侮辱我，使我不得自在。"然而魏徵并不因此而畏怯，仍然不改他那耿介的本色，照旧对一系列问题提出批评建议。有些谏言涉及皇帝的声色狗马行为和皇家的家庭关系等等人所难言的事，甚至想把李氏皇朝的家天下改造成公天下。
贞观二年（628），太宗听说郑仁基的女儿正当豆蔻年华，艳丽无比，又有才华，便在长孙皇后的鼓动下，下令册封她为充华（妃嫔的名号），准备把她娶进宫中。中国古代实行一妻多妾制，帝王的妃嫔多者达一两万人，太宗要增加一位粉黛佳丽作为"姨太太"，那时候属于天经地义的事。魏徵半路杀出来，横加干涉，未免管得太宽，而且会置太宗于难堪的境地。但魏徵知道这位女子已经许嫁士人陆爽，就上表太宗，说："陛下作为天下人的父母，应该关怀、疼爱百姓，忧百姓之所忧，乐百姓之所乐。自古以来，有道的君主都是以百姓的喜怒哀乐为自己的喜怒哀乐的。所以君主身居宫廷台榭，就应该希望百姓也有房子居住；吃着膏粱美食，就应该希望百姓不饿肚子；看见自己的嫔妃，就应该希望百姓都有家室。现在郑家女子已经和人订婚，陛下不闻不问，要娶她入宫，这哪像做天下人父母的样子呢？这事若在全国传开，会产生什么影响？帝王的一言一行，史官都要记录下来，写入史书中。因此，愿陛下三思而行。"太宗尚不知道郑氏女订婚一事，不禁大吃一惊，感到非常愧疚，立即下令把这位女子送还陆家。这时，左仆射房玄龄、中书令（最高决策机关中书省的正长官）温彦博、礼部尚书（礼部为尚书省所辖六部之一，掌管礼乐、祭祀、封建、宴乐及贡举，尚书是其正长官）王珪、御史大夫韦挺等人，一起为太宗圆场，说："这女子要嫁到陆家的事，没有明显的迹象。册封她为充华的大礼已经举行，国家的典制是很严肃的事，不能马马虎虎就推翻不算了。"当事人陆爽赶紧出来表态，说："我父亲在世时，和郑家过从亲密，彼此经常馈赠财物，但从来没有商量两家定亲的事。外人不知道内情，妄有此种推测。"大臣们乘机鼓动太宗维持原来的决定不变。太宗感到很疑惑，问起魏徵个中原由。魏徵说："以我的猜度，群臣和陆爽的做法不难理解。当初太上皇（唐高祖）刚刚平定长安，把辛处俭的老婆据为己有，大加宠爱。辛处俭当时担任太子舍人（太子东宫的属官，执掌东宫政务），太上皇知道后很不高兴，就把他调出东宫，贬到万年县（今陕西西安市）任职。辛处俭吓得战战兢兢，担心保不住脑袋。陆爽所以反复上表说郑氏女没有同自己订婚，无非以为陛下现在表面上还能容得下他，担心以后陛下会暗地里收拾他。"太宗连忙下敕，说："我现在听说郑氏女先前已经接受陆家订婚的彩礼，前此颁发册封她为充华的文书，尚不知道此事，这是我的失误，也是有关部门的过错。因此决定，册封郑氏女为充华的诏令，停止执行。"魏徵谏阻太宗娶郑氏女入宫，超越了皇帝家庭事务的狭隘意义，让太宗推身及物，以仁爱之心善待天下人，当好明君圣主，因而当时没有人不为这件事再三称颂感慨的。
贞观六年（632）三月至十月，太宗到位于今陕西麟游县的九成宫避暑，文武大臣、侍卫人员、皇后嫔妃一并前往。当几位宫女被安置在湋川官舍住宿时，右仆射李靖、侍中王珪也来到这里，官舍官吏便把宫女转到别的住所，腾出官舍供李靖、王珪下榻。太宗听说后，怒不可遏，说："威福大权难道应该由李靖、王珪操持？为何小吏胆敢尊崇李靖、王珪，蔑视我的宫女？"他立即下令调查处理官舍官吏和李靖、王珪。魏徵得知此事，向太宗进谏说："李靖、王珪是陛下的心腹大臣，而宫女只是为皇后打扫庭除的奴婢，二者事理不同。李靖、王珪受陛下派遣外出，当地官吏要向他们请教朝廷的法式，他们回来后，陛下要向他们询问人间的疾苦。李靖、王珪自当与地方官吏见面，地方官吏也不可不拜会他们。至于陛下的宫女，地方官吏除了给她们提供食品以外，不应该参见她们。如果以此罪责罚地方官吏，恐怕不会让陛下的德音增添气势，只不过白白地让天下人震惊而已。"太宗说："你说得对！"于是不再责罚当地官吏，对李靖、王珪也不予追究。太宗和长孙皇后所生的长乐公主出嫁，对于这个特别疼爱的女儿，太宗命令官府提供费用，多出自己的妹妹永嘉长公主出嫁时的一倍。魏徵认为不妥，上奏道："东汉明帝准备册封自己的儿子为王，说：'我的儿子哪能同先帝的儿子相比，可削减到先帝的儿子楚王、淮阳王所得的一半。'前代史书把这件事当作美好事例加以宣扬。皇帝的姊妹称为长公主，皇帝的女儿称为公主，既然加了一个'长'字，就是因为比公主更加尊贵。陛下对于自己所生的女子，同父皇所生的女子，感情深浅自有不同，但皇家的规矩等级分明，不能超越名分。如果让长乐公主出嫁的待遇超过了她的姑姑永嘉长公主，道理讲不通，愿陛下认真思考。"太宗认为魏徵说得在理。太宗把魏徵的说法转告长孙皇后，皇后感慨不已，说："臣妾听说陛下敬重魏徵，一直不知道是什么缘故，而今了解到他的谏言，才知道他竟然能以道义来约束皇帝的私情，真不愧是一位社稷重臣啊！臣妾同陛下是结发夫妻，一向蒙受着陛下的尊宠厚爱，尽管情义如此深重，但臣妾每说一句话，必先察言观色，等待时机，不敢轻易冒犯陛下。何况魏徵是陛下的臣僚，论情分论礼数，都不能同臣妾相比，却能比臣妾敢说敢做。韩非子认为说话很难，东方朔认为说话不易，真有道理呀！常言道忠言逆耳利于行，有国有家者要特别重视，采纳了就会世道安宁，拒绝了就会政治衰乱。愿陛下一直这样对待，那就是普天下的大幸了！"皇后趁机请求太宗派遣宦官带上四十万铜钱、四百匹绢帛，送到魏徵家中，作为赏赐。
贞观八年（634），一个叫皇甫德参的小地方官上疏批评了三件事：一是修洛阳宫劳扰百姓；二是收地租过重；三是宫妃好梳高髻，民间竞相仿效，影响社会风气。太宗见疏大怒，说："这人想让国家不役使一个人，不收一斗租，宫女都不留头发，他才算满意！"太宗甚至要以所谓诽谤朝政的罪名惩治皇甫德参。魏徵得知此事，对太宗说："汉文帝是有道君主，贾谊尚且为时政担忧，上书说可为痛哭的事有三项，可为长叹的事有五项。可见自古以来，上书若不把话说得激烈一些，就不能使君主受到触动；而说得激烈了，又和诽谤朝政差不多。前人说过，即便是狂夫的言论，圣人也要加以辨别，择善而从。陛下要认真对待。"太宗被说服了，并且说："我如果惩治这个人，以后谁还敢再说话呢！"他于是赐给皇甫德参二十匹绢帛作为奖赏。
贞观十年（636），皇后长孙氏去世，葬在昭陵。太宗思念不已，就在宫苑中修筑层观，以便登高遥望昭陵。一天，太宗带着魏徵一同登观遥望，魏徵看了半晌，说："我眼已昏花，望不见。"太宗指了指，魏徵说："我还以为陛下修层观是为了瞭望先帝献陵呢，原来不是！要是昭陵，我本来就看见了。"太宗感到没趣，下令拆毁层观。魏王李泰是长孙皇后所生的儿子，十分聪敏，太宗对他的宠爱超过太子李承乾。有人想陷害魏徵等大臣，就向太宗诬告三品以上的官员都轻蔑魏王。太宗气呼呼地来到齐政殿，传见三品已上官员，满脸怒容，大声呵斥道："以前的天子是天子，今天的天子就不是天子了？以前的天子儿是天子儿，今天的天子儿就不是天子儿了？我见隋朝帝室的诸王飞扬跋扈，达官贵人免不了遭受他们的凌辱。我的儿子自不许盛气凌人，你们各位才活得舒坦一些，你们反倒轻蔑我儿！我要是纵容我的儿子，难道他们还欺负不了你们！"房玄龄等人吓得直打颤，连忙跪下谢罪。只有魏徵一脸正经，说道："当今群臣根本没有小看魏王。根据古礼，国君的臣子和国君的儿子是一样的。《春秋》经传认为，天子的远房亲戚叫下士，其中有功劳者叫做王人，他们官职卑微，授以大事，所以朝会时排在诸侯上面。诸侯用他们为公，他们就是公；用他们为卿，他们就是卿。若不被用为公卿，他们只是诸侯的下士。当今三品以上的官员，都是公卿大臣，陛下对这些人尚且要敬重高看，即使这些人小有不是，魏王怎能动辄凌辱他们？如果国家纲纪废坏了，那我当然不必探求其中理由。可是当今处在圣明之时，魏王岂得如此！隋文帝不懂礼义，宠爱儿辈，封为诸王，使得他们干一些无礼的事，过后又把他们治罪罢黜。这个做法不值得效法，也不值得说起。"太宗听着魏徵这番话，脸上渐渐露出和缓的容色，说："说话只要在理、透彻，叫人不能不服。我刚才说的话，出自于私心和偏袒；魏徵说的话，关系到国家大法。我刚才忿忿不平，还以为自己有理，听了魏徵的议论，才觉得我那些话没有道理。作为君主，说话哪能随随便便！"太宗随即狠狠批评房玄龄等人一味顺从，赏赐给魏徵一千匹绢帛。
贞观十一年（637）三月，太宗在洛阳西苑积翠池泛舟，对随从大臣们感叹隋炀帝修造东都、西苑等等大型工程，大肆动用民力，结下怨仇，隋朝一灭亡，这一切也就归我大唐所有；隋朝的灭亡是由一帮佞臣阿谀奉承、隐瞒实情所造成的，可不引以为戒吗！太宗宴饮大臣，让他们各作诗一首，对政治进行规劝。魏徵这时作了一首《赋西汉》诗，云：
受降临轵道，争长趣鸿门。驱传渭桥上，观兵细柳屯。
夜宴经柏谷，朝游出杜原。终藉叔孙礼，方知皇帝尊。
这首描述西汉的五言诗，简直就是一部西汉王朝的小《纲鉴》。"受降临轵道"，指刘邦进军咸阳，秦朝亡国君主子婴，颈系绳索，手捧玉玺、符节，来轵道旁投降。"争长趣鸿门"，说的是刘邦同项羽争高下，有赴鸿门宴之举。"驱传（官车）渭桥上"，其事件是吕后去世，大臣谋立代王当皇帝。代王派人乘驿车赴长安探察属实，然后赴长安，群臣在中渭桥跪迎。代王继位，是为汉文帝。"观兵细柳屯"，指周亚夫率军驻屯咸阳西南的细柳营，文帝去慰劳兵士，因无军令，不得入营。文帝遣使持节召亚夫，亚夫传令开营门，文帝才入营观兵。"夜宴经柏谷"，指汉武帝微服出行，投宿今河南灵宝市朱阳镇的柏谷，负责基层治安的亭长不予接待。有旅馆主妇见武帝相貌非常人，杀鸡款待。"朝游出杜原"：汉宣帝自幼囚于狱中，养于外家，长于民间，常在长安城东南的杜原游乐。"终藉叔孙礼，方知皇帝尊"：汉高祖刘邦去秦苛法，群臣轻慢无恐。叔孙通劝他采择古礼，制定朝仪。后在长乐宫举行朝会，诸侯群臣莫不震肃如礼，高祖说："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归纳全诗的含义，是说秦朝享国短暂，被西汉取代，暗示隋朝、唐朝也是这种关系，秦朝、隋朝的亡国，和国君的为所欲为有关，唐朝应该吸取教训，以礼治国，才是皇帝正确运用自己的权力和尊严。太宗读罢，感叹道："魏徵每出一言，必定以礼来约束我。"同年八月，太宗抱怨百官一些批评时政的封事所举事项不实，想要处分这些人。魏徵说："先王想知道自己的过失，故意立诽谤木（供人们书写对统治者和时政的意见的大木板），鼓励人们议论是非，指责过失。现在百官批评时政的封事，就是诽谤木一类的东西。陛下想知道自己的得失，只可放手让人们去陈说。如果说得在理，就会有益于陛下；说得不对，也无损于国家。"太宗说："你说得对。"于是对所有上封事批评时政的人都加以表扬，以示鼓励。
贞观十二年（638），左仆射房玄龄、右仆射高士廉在路上碰见少府监（官府手工业管理机关的正长官）窦德素，问起宫城北门近来营造什么工程。窦德素把这事向太宗作了汇报。太宗对房玄龄说："你是皇城南衙班子的首领，管好南衙的事就行了，我宫城北门多少建造点工程，跟你南衙啥相干？"房玄龄、高士廉连忙跪拜谢罪。魏徵不以为然，说道："我弄不懂陛下何以要责怪玄龄、士廉，也弄不懂玄龄、士廉何以要跪拜谢罪。玄龄既然被陛下任命为大臣，他就是陛下的股肱和耳目，北门有所营造，为什么他不能知道？责问他向主管官吏打听，我不懂为什么。况且营造工程，是利是害，用了多少工匠？陛下营建工程如果是好事，玄龄作为宰相，应当协助完成；如果不是好事，即便已经开工，玄龄也该奏请下马。这才是君使臣、臣事君的道理。玄龄、士廉问了一下，算有什么罪，而陛下却要责问他，我闹不明白！玄龄、士廉不知道自己的职守权限，只知道一听陛下批评就跪拜谢罪，我也闹不明白！"太宗感到自己不识大体，不懂君臣之道，十分惭愧。
贞观十四年（640），太宗去同州（治今陕西大荔县）沙苑打猎整整一天，亲自同猛兽格斗。第二天，魏徵上奏说："《尚书》赞美周文王不敢耽玩于游猎，《左传》也记载虞人（掌山林的官吏）告诫夷、羿不要贪图游猎的话。汉武帝好打猎，司马相如进谏说：'如果突然遇到猛兽，生死存亡之际，即便陛下身边有大力士，有百发百中的高手，恐怕也无济于事。如果万无一失，那也不是天子的本分。'汉元帝外出射猎，薛广德说：'现在关东地区极其贫困，百姓处在水深火热之中，陛下却在撞击亡秦之钟，歌唱郑、卫靡靡之音。士卒暴露于原野，从官劳倦于道路。陛下想要宗庙社稷长久安定，却不把心思用来处理朝政，反倒干些空手搏虎、徒步渡河的事。'我思量这几位君主，难道都是木石心肠，偏偏不为驰骋游猎动情？他们所以克制自己，听从臣下的劝诫，那是为了社稷江山的大业，不为一己的享受欢乐。我听说陛下昨天同猛兽搏斗，早晨出发，夜晚才回来。陛下以万乘之尊，在荒野中跋涉，深入林丛，穿越茂草，这实在不是万全之计。愿陛下割舍娱乐的私情，打消同野兽搏斗的乐趣，上为宗庙社稷着想，下慰群臣百姓的担心。"太宗说："昨日打猎一整天，只是偶或办了糊涂事，不是一贯如此。从今以后，我会深以为诫。"贞观十五年（641），太宗派遣使臣去西域册立西突厥叶护可汗，随后又派人携带大量金帛，去周围各国购买良种马匹。魏徵进谏说："现在派遣使者，名义上是册立可汗，可汗还没有册立，即顺便去诸国买马。突厥必定以为朝廷使者此行，用意在于前来买马，不是专门册立可汗。可汗即使得以册立，也不会对朝廷感恩戴德，不得册立，就会深深怨恨朝廷。诸国听说此事，就不会敬重大唐了。只要使得当地各国安宁，则各国的马匹不求自来。汉文帝时有人献千里马，文帝说：'我遇到巡幸祭祀的吉礼活动，每天行走三十里；出征打仗的凶礼活动，每天行走五十里。这些活动，都是利用车辆，我乘坐的鸾舆在前面，跟随我的属官车辆在后面。我独自骑着千里马，往哪里去？'文帝于是补偿了献千里马者的道路盘缠，让他回去。汉光武帝时有人献千里马和宝剑，他把马用来驾驶鼓车，把剑赐给骑士。现在陛下治理国家的政绩，远远超过前代圣君明主，为什么要在这件事上处于汉文帝、光武帝之下？另外，魏文帝想购买西域大珠，苏则说：'如果陛下恩泽遍及四海，则各地的珍宝不求自来，求而得之，便不足珍贵了。'陛下即使不能效法汉文帝的高尚行为，难道就不怕苏则那样刚正的言论吗？"太宗立即下令追回购买马匹的使者。
太宗虽然经常被魏徵激烈尖锐的谏言所激怒，但又不得不为之收敛威严，甚至对魏徵产生了畏惧感。一次，他得到一只鹞子，十分喜爱，就放在臂上赏玩，忽见魏徵走近，便赶紧藏到怀里。魏徵假装不知，一直奏事不已，鹞子竟被捂死在太宗怀里。还有一次，太宗想到终南山游玩，已经安置好车马警卫，又决定取消。魏徵问起这事，太宗说："怕你说我，所以不去了。"在魏徵的带动下，贞观时期群臣议政蔚然成风，涌现出马周、张玄素、戴胄、张行成等一大批敢于进谏的大臣，甚至皇后长孙氏、妃嫔徐氏，以及在隋朝时号称谀佞的裴矩，都为风气所染，纷纷进谏。太宗一直处于被批评指责的境地，难得片刻轻松。一次，他走到一株树下，随便说了一句："这真是一棵好树。"侍从官员宇文士及一个劲地随声附和："真是一棵好树，真是一棵好树！"太宗注视着他，严厉地说："魏徵曾劝我和佞人拉开距离，我不知道佞人指谁，常常怀疑指的就是你。现在看来，果然是你！"宇文士及连忙叩头谢罪，说："群臣们上朝时，往往对陛下进行谏诤，当面羞辱陛下，闹得陛下经常抬不起头来。微臣这时幸好侍从在陛下身边，如果不顺从一回陛下，陛下虽贵为天子，活得还有什么意思！"太宗这才稍稍消了气。这种批逆鳞行动可以说是对于君主专制的制约和纠正。利用集体智慧，修明政治，是被后人所称颂的"贞观之治"得以出现的一个重要因素。
五、轻徭薄赋，与民休息
魏徵为巩固新政权、开创新局面所做的努力，并非仅仅沿着辨别忠奸、理顺君臣关系、营造批逆鳞风气的轨迹单向发展。让我们把视线平行移动到另一个方面，看看在同一个时期，他如何着手矫正隋炀帝贪图享受、滥用民力的弊病，抑制太宗骄奢淫逸的欲望，实施与民休息的方针。
魏徵等一批大臣，经常同太宗讨论帝王的享乐欲望与民众负担的关系，及其对于国家兴亡的影响，大家取得了一致的看法。
贞观四年（630），太宗对侍臣们说："修建美轮美奂的宫殿，在池塘、台榭间尽情游玩，这是帝王想要干的事，百姓们不想干。帝王希望的是纵情游乐，彻底休闲，百姓们则不希望被拖得劳弊不堪。孔子说过：'有一个字可以终身奉行，那就是"恕"字。自己不想做的事，就不要强人为难。'劳累的事，确实不可强加给百姓。我尊为帝王，富有四海，事事都由自己裁定。如果能够做到抑制自己的欲望，百姓不想干的事，我必定能够顺从他们的愿望。"魏徵说："陛下怜悯百姓的疾苦，每每抑制自己，顺从百姓。我听说帝王以欲从人则帝业昌盛，以人乐己则会亡国。隋炀帝奢侈享乐的欲望无边无际，有关部门供奉营造小不如意，就要严厉惩罚。上之所好，下必甚焉，竞相攀比，隋朝遂至于灭亡。陛下亲眼看到这个情况，正因为隋炀帝无道，所以天命有归，陛下才代替隋炀帝统御天下。陛下如果知足，今天不止是足够了；如果不知足，就是比今天的物质供奉多出一万倍，也不会认为足够。"太宗说："你的奏对太好了！不是你，我从哪里听到这番话？"太宗虽然明白这番道理，但并非不折不扣地落实到行动中，尚须魏徵等大臣时时提醒。就在太宗说这番冠冕堂皇的话的这个年份的六月，他诏令营建洛阳宫以备巡幸，其主体工程是重修乾阳殿。门下省属官给事中（掌管审核诏令措辞，驳正违失）张玄素上书谏阻，说："陛下当初平定洛阳，把奢侈豪华的宫殿楼阁都予以拆毁，还不到十年，又要加以营缮，岂不是以前痛恨其铺张，现在却钦羡其雕丽？如此反复无常，怎么给子孙做榜样？怎么向天下人交待？诸王现在皆已出藩，各地的王府都要营建，须动用很多劳力。百姓承战乱之后，财力困乏，温饱尚未解决，这和隋朝的富庶状况不可同日而语。陛下役使百姓大兴土木，恐怕比隋炀帝的胡作非为还要过分。"太宗问道："你说我不如隋炀帝，同夏桀和商纣王相比，我算怎么样？"张玄素恫吓他道："陛下如果坚持营建洛阳宫，就同他们一样，免不了闹出大乱子来。"太宗只好收回成命。魏徵这时担任门下省侍中，是张玄素的顶头上司，他盛赞张玄素论事是仁者之言，有回天之力。一年以后，太宗又诏令修洛阳宫，民部尚书（民部为尚书省所辖六部之一，掌管全国土地、户籍、赋税、财政收支等事务，尚书是其正长官）戴胄上表谏阻，太宗虽然夸奖了戴胄一番，终究还是修成了洛阳宫。
贞观四年（630）十二月，西域高昌国（新疆吐鲁番地区民族政权）国王麴（qū）文泰入朝。后来，西域各国首领通过麴文泰的周旋，也都要遣使来唐朝见。太宗便派麴文泰的大臣厌怛（dá）纥（hé）干偕同唐朝使者前往迎接。魏徵进谏道："国内刚刚平定，战争留下的创伤还没有痊愈，如果稍有劳役，社会就承受不了。往年仅仅麴文泰入朝，所经过的州县尚且无力提供招待费用。现在这么多国家要入朝，如果答应十个国家来，就会有一千多位宾客。边地荒凉，州县穷困，哪能供应得起！如果允许西域商贾进入中国，同边地民众进行交易活动，那当然可以。如果把他们当作来朝的宾客对待，对我们就非常不利了。东汉光武帝之所以拒绝批准西域诸国送侍子和为他们设置都护的请求，就是不想让外族拖累中国。"太宗一听这话有理，立即下令追回使者。
贞观初期几年间，国家步入平稳发展的时期，各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群臣建议太宗赴泰山举行封禅（shàn）大典。所谓"封"，是指登泰山设坛祭天，向昊天上帝汇报帝王治理国家取得成功，即帝王不贪天之功为己功；所谓"禅"，是指在泰山侧五里处的社首山设坛祭地。贞观六年（632），封禅的呼声再次甚嚣尘上。魏徵坚决表示反对。太宗很生气，对魏徵反复诘难，咄咄逼人。太宗问道："你认为我的功劳不高吗？"魏徵答道："那还不高！"太宗再问："我的道德不厚吗？"魏徵答道："当然厚。"太宗又问："国家未治理安定吗？"魏徵答道："安定了。"太宗继续问道："外族未慕义归顺吗？"魏徵答道："慕义归顺了。"太宗又问："吉祥符瑞没有出现吗？"魏徵答道："出现了。"太宗重新问道："农业未丰收吗？"魏徵答道："丰收了。"太宗于是反问道："那你为什么不同意封禅？"魏徵回答说："陛下功劳虽高，百姓并未蒙受多少恩惠而生感激之情；道德虽厚，恩泽尚未周遍八方；国内虽已安定，财力依然不足；外族虽慕义归顺，照样不能满足他们所期待的物质要求；符瑞虽然出现了，罗网依然密布；农业虽连年丰收，仓库仍不充实。因此，我认为现在还不能去封禅。比如说，一个人大病十年，经治疗情况好转，也只是皮骨仅存而已，要让他背负一石粮食，每天走一百里，他必然做不到。从隋末动乱到现在已经不止十年了，陛下就是个好医生，也仅仅使得社会初步安定，远未达到繁荣的地步。现在就要去祭祀天地报告成功，我是有疑虑的。陛下要东封泰山，各国君长、使者都要随从前往。而现在从洛阳到泰山，千里荒芜，杂草乱生，人烟断绝，鸡犬不闻，道路萧条，进退困难，难道能让外族首领去看这种贫弱景况吗？即使把所有的财物都用来赏赐远来的宾客，也满足不了他们所期待的数量；免除沿途百姓的徭役，也抵偿不了他们提供接待所付出的代价。如果再遇上自然灾害，百姓横加非议，到时后悔也来不及了！"加上天不作美，河南、河北几个州闹水灾，太宗只好取消了封禅念头，直到撒手人寰没能成行。
贞观十一年（637）正月，太宗下令在洛阳营建飞山宫。魏徵感到很担忧，上了一份奏疏。这份奏疏开篇全面分析了隋朝灭亡的原因，说："自古以来的帝王，无不想厚德与天地共长久，高明和日月同光辉，世世代代，坚如磐石。然而一个一个朝代相继败亡，其原因无非由于残暴无道。就拿隋朝来说，它统一了全国，兵强马壮，繁荣昌盛，三十余年间，威风传播万里，震撼周边各族；然而一旦亡国，江山、财富尽为别人所有。隋炀帝难道讨厌天下安定，不想让社稷长久，故意干一些夏桀那样的暴虐勾当，以便早早亡国吗？他不过是倚仗国家富强，不考虑后患而已。他驱使普天下的民众，来满足自己的欲望，竭尽各地的财富，来供自己享用，搜罗全国的美女纳入宫中，征求远方的珍奇物品据为己有。于是大肆建造宫苑台榭，无休止地摊派徭役，多次发动对外战争。他表面上看起来庄重严肃，实际上内心险诈、猜忌。谗邪奸佞者受到他的重用，享不尽荣华富贵；贤良忠正者受到他的猜忌，连命都保不住。因此，君臣上下不能沟通，老百姓如处倒悬，全国不听号令，分崩离析。隋炀帝遂以四海之尊，丧命于匹夫之手，子孙灭绝，成为天下人的笑柄！"奏疏讲到汲取历史经验教训，关于减轻民众负担这个方面，说道："现在如果能够借鉴隋朝所以失天下的教训，总结我之所以得天下的理由，天天敲警钟，无有片刻的休止，焚烧掉商纣王聚集于鹿台中的珠玉宝贝，拆毁秦始皇广阔的阿房宫，为巍峨的宫殿带来亡国的后果感到恐惧，为处在简陋的宫室带来的国家安宁感到踏实，就会不知不觉地感化全社会，无为而治，这样做，便是上等道德。如果不忍心毁掉已经建成的宫殿，对于不急于修建的工程尽量取消，用低廉的材料搞建筑，使用民力有所节制，常常思考居住其中如何安逸，建造工程如何劳累，天下百姓就会不召自来，甘愿出力，像儿子急于父母之事一样，这样做，便是中等道德。如果产生一念之差，不慎重考虑后果，忽略了修建工程的艰辛，认为天命归我，有恃无恐，一味追求建筑的宏伟壮丽，没有穷尽，那么，百姓便见不到国家的恩德，只知道光给他们派活干，这样做，便是下等道德。真到了这一步，解救危难的办法只有负薪救火、扬汤止沸而已。用苛政来代替乱政，与乱政是同一个路数，后果不堪设想。现在修造不止，劳役无时，后继的皇帝怎么从中借鉴经验！做事不值得人们欣赏，就会导致民怨沸腾，民怨沸腾就会导致天地发怒，天地发怒就会导致灾害频频出现，灾害出现就会导致社会动乱，社会动乱不能控制，当政的皇帝就会身败名裂。陛下顺应天意，改朝换代，就是为了把江山社稷传给子孙。这是千秋大业，得之难而失之易，可不认真思量吗！"太宗反复阅读，亲笔作答，说："你的陈奏，使我认识到自己的过失。我当把奏折放在桌子上时时阅读，作为标准来要求自己。"魏徵呈上奏疏不久，太宗巡幸洛阳，到了寿安县（今河南宜阳县）显仁宫，官吏因缺乏储备，供应不够丰盛，受到太宗的谴责。魏徵对太宗说："陛下这样做，恐怕各地闻风而动，厚加搜刮，百姓就没活头了！这恐怕不符合陛下巡幸地方、观风省俗的本意。当年隋炀帝巡幸途中，要各郡县供奉食品，按好坏赏罚官吏，于是海内失望，相继反叛。陛下怎么能学隋炀帝的这种做法呢？"太宗听罢，大吃一惊，说："除了你，我听不到这样的话！过去我曾经过这里，那时是买饭充饥，租房暂住。现在供奉这么多食物，我难道还不知足吗？"贞观十四年（640），唐军平定了高昌政权，太宗要把这片被征服区设置为内地那样的州县编制。魏徵说："陛下统御天下不久，高昌王麴文泰率先来长安拜谒陛下。此后经常有西域胡商告状，说麴文泰阻绝道路，遏止他们来长安进贡。加上高昌不礼遇我大唐宣诏使臣，国家才发兵讨伐。只追究麴文泰一个人的罪责，那就可以了。不如趁机安抚高昌民众，立麴文泰的儿子当高昌国王。这样做，便是我大唐吊民伐罪，就会使大唐的声威和道德传播到遥远的地方，这才是最好的国策。现在如果贪图人家的地盘，设置为我大唐的州县，就要派遣千余名士兵前往镇守，几年轮换一次。士兵们告别家人，置办行李，在长途跋涉中，会有十分之三四的人死亡。折腾十年，会弄得陇右（西北地区）空虚，陛下却得不到高昌的一把粮食一尺布帛给中原带来利益。这便是放弃有利的事，去干没利的事，我看不可以。"禇遂良也反对太宗这样做。但太宗不听从他们的意见，把高昌设置为西州，在当地设立安西都护府，每年调发千余名士兵前往镇戍。两年后，西突厥出兵侵略西州，太宗对侍臣们说："我已经得知西州形势紧急，虽不足为害，但岂能不为之担忧。往年刚刚平定高昌，魏徵、褚遂良都劝我保留高昌国，册立麴文泰的子弟当国王，我没有采纳他们的说法，今天才感到后悔。"由于魏徵等人的辅佐，在多数情况下，太宗较为成功地实行了不劳众、不扰民的与民休息政策，取消了一些不急之务和虚矫无益的事，给民众一个休养生息的机会，唐初的社会经济得以迅速恢复。
六、监督太宗，慎终如始
太宗当政几年后，如何巩固政权，传至千秋万代，成为他关心的焦点问题。贞观十二年（638），太宗问起侍臣们："帝王的事业，草创（打天下，建立新朝代）和守成（坐天下，保持已有的业绩）二者相比，哪个艰难？"房玄龄说："帝王创业时期，天下一片混乱，各路势力奋起，或割据一方，或争斗火并。创业帝王不得不四处征战，历尽千辛万苦。以此而言，草创艰难。"魏徵不以为然，说："帝王创业，都是在前朝政治衰败的时候。昏主暴君被推翻后，普天下的老百姓都乐于拥戴新的帝王。因此，帝王的基业可说是时机和民众所给予的，这没有什么艰难可言。然而在得到天下以后，帝王便往往志骄意满，不顾及百姓的死活，不考虑社会的凋敝，大兴徭役，尽情享乐，国家的衰败也就往往由此开始了，所以说守成艰难。"太宗说："创业的艰辛，已经成为过去；守成的艰难，正是我们面临的现实。我要同诸公谨慎对待！"为此，魏徵经常提醒并监督太宗居安思危，善始善终。贞观十四年（640）唐朝灭掉高昌国，使得太宗产生了联想。他在两仪殿宴请侍臣，对房玄龄说："高昌如果对我大唐不失臣礼，哪至于被我们灭掉。自从平定了高昌，我反倒更加危惧。我应该从自身预防做起，戒骄戒躁，不贪图享乐；采纳忠臣的谏言，接受批评，以端正自己；罢免奸佞之辈，任用贤良之士，不听信小人之言而怀疑君子。我要认真做到这几点，希望能使得国家安定巩固。"魏徵说道："自古以来，帝王在拨乱反正、创业建国的时候，必能主动自律，慎重做事，征求卑微人士的意见，听从诚恳正直的言论。等到天下已经安定，帝王则恣意享乐，喜欢阿谀奉承，厌恶正直的进谏。刘邦当汉王时，张良是他的重要谋士，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汉王建立西汉当了皇帝（汉高祖），将要废嫡立庶，张良明明知道不妥，却只说'今天的事不是我以口舌所能争的'，再也不敢多说一句。陛下功业道德远远超过汉高祖，即位十五年来，圣德遍及海内外，现在又灭掉高昌。陛下屡屡把国家的安危放在心上，正准备纳用忠良之人，广开直言之路，这真是天下最大的幸运！春秋初期，齐桓公夺得齐国国君宝座，同曾经一起患难的老部下管仲、鲍叔牙、宁戚饮酒。齐桓公对鲍叔牙说：'何不站起来为寡人祝寿？'鲍叔牙举起酒觞，却说道：'愿主公不要忘记当年逃难莒（jǔ）地（今山东莒县）的情况，管仲不要忘记当年作为主公的仇敌被桎梏束缚、险些丧命的情况，宁戚不要忘记当年卑微在车前喂牛唱歌的情况。'齐桓公连忙离座起立，谦恭地道歉说：'寡人与他们两位大夫能牢记你这番话，社稷就不会危殆了！'"太宗对魏徵表示："我一定不敢忘记自己布衣时的处境，你也不得忘记鲍叔牙的为人。"早在贞观初期取得一系列成就的时候，太宗就滋生了骄傲自满的情绪，急于想以封禅的方式彰显自己的丰功伟绩。后来，他的滑坡倾向愈来愈明显。
贞观十一年（637），魏徵向太宗上了一篇《谏十思疏》，指出古来君主善始者多，善终者少，太宗要成就帝业，垂拱而治，必须注意思考十个方面的问题。第一，见到美女和财物而想据为己有时，应想到知足，来警诫自己。第二，准备兴建宫室时，应想到适可而止，以便使百姓减轻徭役，得以安定。第三，体会到皇位崇高的同时，应想到谦恭虚心，来培养自己的品德。第四，害怕出现骄傲自满的情况，就应想到长江大海所以规模博大，是因为它们地势低下，接受了各条水流的注入。第五，喜爱游猎，应不忘好生之德，在包抄猎物时留出一条生路，让它们逃掉一部分，不求一举打尽。第六，担忧办事懈怠时，应想到无论开头还是收尾，都要慎重对待。第七，担心受人蒙蔽时，应想到让人畅所欲言，自己虚心接受。第八，畏惧奸佞谗邪的人在自己周围作恶，应想到先正己身，以便识别和斥退他们。第九，赏赐人的时候，应想到不因自己的一时高兴而奖赏不当。第十，惩罚人的时候，应想到不凭自己的一时怨怒而滥用刑罚。接着，魏徵再次上疏批评太宗求善之心和闻过必改都大不如前，相反，对于供给欠丰却责罚太多，对于不曲意顺从自己的人动辄大发雷霆。可见，骄横和高贵，奢侈和富足，是不必预约就一同到来的。他提醒太宗要以亡隋为鉴，做到慎终如始。
贞观十二年（638），魏徵和太宗之间有过一次对话。太宗问道："我最近的施政比起往年怎样？"魏徵答道："要说恩威所加，各族朝贡，那远远超过贞观初年。要说仁义道德推广到各地，使百姓都心悦诚服，比那时候可差远了。"太宗又问："各族归服，应该是由于道德仁义的推行，如果我没有做到这点，怎么会有这种局面？"魏徵回答说："过去四方多难，陛下念念不忘推行道德仁义。接着海内安定，陛下便逐渐滋长了骄奢的思想。因此，功业尽管日益隆盛，总的来说，终究不如以前。"太宗问："我现在的所作所为，比以前有哪些不同？"魏徵说："贞观初年，陛下唯恐臣下不发表意见，常引导大家进谏。三年以后，见人进谏，也还乐于采纳。近几年来，不喜欢别人进谏了，即使勉强听取，也是心里不服，甚至面有难色。"太宗问从哪些事见得是这样，魏徵举例说："陛下刚刚即位时，要处死一个人，孙伏伽认为法不当死，不能滥杀，陛下赐给孙伏伽价值百万钱的园子。有人说赏赐太厚，陛下说自己刚即位，没人进谏，因此行厚赏。这是引导臣下发表意见。后来，陛下又要处死一个人，戴胄认为据其情节应改为徒刑，陛下发怒，仍坚持处死。戴胄也坚持意见，交涉四五次，陛下才答应免死。这还是乐于纳谏。而几年前皇甫德参进谏，陛下认为在诽谤朝廷，虽然采纳了我的意见，终究心中不平。这就是难于纳谏了。"太宗这才意识到自己的问题，说："除了你，没人说这些话！人都苦于缺乏自知之明。我本来以为自己的做法还和往年一样，经你这么一说，才知道自己过失严重。我一定不违背你的话！"贞观十三年（639），魏徵发现太宗奢侈纵欲的情节更加严重了，就上疏郑重地指出他不能善终的十种表现。第一，到万里之外去求取骏马，到国外去购置奇珍异宝。第二，不体察人民的疾苦，屡兴土木，竟然认为百姓没事干就会骄横放纵，常派些徭役才容易听使唤。第三，言行不一，口称择善而从，实则堵塞言路。第四，对小人亲近而狎昵，不见其非；对君子敬而远之，莫知其是。第五，崇尚奢靡，追求稀奇昂贵的物品。第六，凭自己的喜怒好恶用人。第七，游猎无时。第八，不注意维持正常的君臣关系，怠慢入朝奏事的地方官吏，甚至找岔子指责他们。第九，骄傲，纵欲，极乐，志满。第十，对农民加重徭役，对工匠强迫雇用，兵士则用来充作杂事，加上欲望太甚，购物不绝，运物的脚夫相继于途，致使大失民望，大伤民心。因此，魏徵警告太宗一定要改弦更张，以保住国家的太平基业。太宗读罢疏文，十分警惧，对魏徵说："我一定闻过则改，保持晚节。如果违背了你的忠告，哪还有脸和你相见，哪还有妙方来治理天下！"太宗于是下令将魏徵的这份疏文抄写在屏风上，朝夕阅读，并厚赏了魏徵。
七、哲人虽逝，风范长存
通过十多年的合作，太宗对魏徵相当满意。在魏徵生命的最后阶段，尚书省右仆射职务空缺，太宗想让魏徵充任，但被魏徵谢绝。贞观十六年（642）正月，鉴于太宗溺爱魏王李泰，魏徵上书提醒太宗，小心导致李泰和他哥哥太子李承乾之间进一步产生矛盾，以至于争夺太子地位。到了秋季，魏徵患病了，太宗很焦急，亲笔写信慰问，还说几天不见，自己的过错多了起来，让魏徵把国家需要先解决的问题书面汇报上来。太宗得知魏徵的住宅没有堂屋，就暂停修小殿的工程，把建筑材料运到魏徵家，派工为他修建了堂屋。李承乾、李泰两兄弟矛盾渐深，群臣议论纷纷，眼看政局不稳，太宗心里很厌恶。九月，太宗认为大臣忠贞耿直没有超过魏徵者，遂起用魏徵担任太子太师，以教导、辅佐李承乾，化解兄弟矛盾，平息大臣疑议。这时，魏徵的病情略有好转，来到朝堂上表，辞谢担任太子太师职务。太宗批示说："周幽王、晋献公都废嫡立庶，导致国家动乱灭亡（周幽王废黜王后申氏和太子宜臼，改立褒姒为王后，褒姒子伯服为太子。宜臼逃奔外公申侯家。申侯联合鄫侯和犬戎进攻镐京，杀幽王，西周灭亡。春秋晋献公废黜世子，立骊姬所生子，引起晋国大乱）。汉高祖差一点废黜太子，亏得商山四皓辅佐太子，才保证了国家的安定。我今天依靠你，就是这个意思。我知道你有病，你不必劳累，可以躺在病床上顺便护理太子。"魏徵只好带病接受任务。
贞观十七年正月十七日（643年2月11日），魏徵在京师长安溘然长逝，享年64岁。在他缠绵病榻之时，太宗除了不断派使者前往问候并赐以药物以外，还几次带着太子和女儿衡山公主，到他家中探望，心情极度悲伤。太宗打算把公主嫁给魏徵的长子魏叔玉，就对魏徵说："你强打精神，看看你这个儿媳妇。"但魏徵这时已无力道个谢字，当晚便去世了。太宗来灵前哭别，废朝五日，赠给他司空和相州都督的官衔，赐谥号为"文贞公"，特命陪葬昭陵（太宗陵墓）。殡葬这天，太宗登楼遥望，泪流满面，命百官将灵车送出郊外。太宗亲自为魏徵的墓碑撰文并书写。太宗对魏徵思念不已，常登上凌烟阁瞻仰他的遗像。他对侍臣们说："用铜制成镜子，可用来照见衣帽穿戴是否端正。用古史作为镜子，可以参照来了解政治的兴衰。用人作为镜子，可以知道自己的成绩和过错。我一直保持着这三面镜子。现在魏徵去世了，我少了一面镜子！"然而时隔不久，却出现了一场风波。太宗突然撤销了和魏家的婚约，并推倒了魏徵的墓碑。这场风波出现的原因何在？史书上说到两点：一是魏徵曾向太宗推荐杜正伦和侯君集出任宰相，魏徵死后，杜正伦因泄露禁中机密而贬官，侯君集因谋反而处死，于是太宗开始怀疑魏徵生前推荐不怎么样的人给他，是朋党行为。二是发现魏徵编定自己的谏诤言论让史官禇遂良看，企图写进史书，美化自己，张扬太宗的过失。其实，这中间尚有蹊跷，他们君臣之间有一些不便说破的芥蒂。在太宗怒不可遏之际，对魏徵种种不好的印象和感触联翩而至，是很自然的事。魏徵曾是李建成的死党，太宗曾多次说起魏徵以前是自己的仇敌，当时确实可恶，可见他对往事并未完全释然于怀。魏徵对太宗经常面折廷争，往往使太宗下不了台，太宗扬言要杀掉他，后来也只是隐忍而已，并非毫不介意。从大背景来说，太宗作为关陇贵族，心里老存在着关中人和山东人的此疆彼界。他曾议论起这两方人士，褒扬、贬损自有不同。关东籍官员张行成不爱听，立即表示反对，说："我听说天子以四海为家，对普天下一视同仁，不应当划分谁是东谁是西。如果这样做，就显得皇上心胸狭隘了。"太宗当时表示接受批评，但深层次的想法恐怕没有改变，对于魏徵这位山东的代表人物，恐怕一直都不曾看作是自己圈内的人。
在魏徵死后两年，太宗曾为收复辽东故土而发动对高丽的战争，结果失败。他对此十分懊悔，说："魏徵如果还活着，是不会让我有辽东此行的。"太宗十分怀念魏徵，于是在回京途中召见他的家属，并派人用少牢（用一只羊和一头猪做祭品）到魏徵墓前祭祀，又重新竖起了魏徵的墓碑。看来，他们毕竟还有着正常的君臣关系。
魏徵在唐代被看作楷模，影响到后世好几代人。唐文宗读到有关魏徵事迹的记载，慨然起异代之向往，于是下令访察他的后辈。魏徵的五世孙魏謩因而被征为谏官，果然不坠祖风，直言极谏，受到文宗和宣宗的夸奖。唐肃宗时史官柳芳称赞魏徵为"三代遗直"（后代难得出现的夏商周三代时期那样的直臣）。唐宪宗时的吕温颂扬魏徵说："俾补衮职（担任重臣），其绳则直（'木从绳则正'，木工用墨线在木料上弹出直线，将弯曲的木材加工成平直的部件）。谔谔（直言争辩）嶷嶷（高尚），危言正色，保太宗德。弼违替否（匡正帝王的错误，补阙拾遗），日月不蚀。……言出化（教化）成，神哉厥（其）功。……致唐无疆，永式（永远的榜样）万邦。"哲人虽逝，风范长存。以智慧和勇气为时代和人民做出过贡献的人，历史是不会将他埋没的。
魏徵四子：长子魏叔玉，袭爵郑国公，官至光禄少卿；次子魏叔琬；三子魏叔璘，官至礼部侍郎；四子魏叔瑜，官至豫州（治今河南汝南县）刺史，书法家，笔意传其子魏华、甥薛稷。《全唐诗》、《全唐文》收录有魏徵的诗文。
（原系《谋士传》专稿，此为《中华十大谋士》扩充专稿,上海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