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三受降城的设置
唐朝建立后，内陆周边少数族经常内犯，烧杀抢掠，给中原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极大的威胁。为了维护内地的安全，加强边防就成为十分必要的事。
北方的大敌是游牧族突厥。唐太宗贞观四年（630），东突厥被唐朝灭掉，不久复国，经常南犯抄掠。唐人吕温《三受降城碑铭》总结道："塞草落而边氓惧，河冰坚而羽檄（征调军队的紧急文书，上插羽毛，必须快递）走。爰自受命，至于中兴，国无宁岁。"（《全唐文》卷630）为了抵御突厥内犯，唐廷在河套地区设置了朔方军。突厥与唐军以黄河为界。黄河北岸有拂云祠，突厥每次入侵，都先到拂云祠祭祀求福，然后牧马料兵，南渡黄河。景龙元年（707），突厥入寇，朔方军总管沙吒忠义被打败，唐中宗任命张仁亶（愿）接替职务。第二年，他上奏唐中宗，请求利用当时突厥全军西击突骑施的机会，夺取漠南地区，并在黄河以北修筑东、中、西三受降城，形成一道联防横线，以便断绝突厥的南侵道路。太子少师唐休璟表示异议，认为在突厥势力范围内筑城，劳民伤财，而且筑成后恐怕最终还是落到突厥人手中。张仁亶固请不止，唐中宗同意筑城。张仁亶组织朔方军将士筑城，咸阳兵二百余人逃归，被擒获处死。将士们全力以赴，用了两个月的时间，筑成了三受降城。中受降城即在拂云祠所在地，今内蒙古包头市西南。东受降城在今内蒙古托克托，西受降城在今内蒙古乌拉特中后联合旗西南，各距中受降城四百里。张仁亶又在中受降城东北的牛头朝那山（在今内蒙古固阳东）以北设置烽堠一千八百所，时刻警惕地监视突厥的动向，及时传递消息。张仁亶筑三受降城，不设壅门（一说悬门，一说遮蔽城门的短墙）和却敌战格。有人问道："此边城御贼之所，不为守备，何也？"他解释道："兵贵在攻取，不宜退守。寇若至此，即当并力出战，回顾望城，犹须斩之，何用守备，生其退恧之心也？"（《旧唐书》卷93《张仁愿传》）后来常元楷担任朔方军总管，添置壅门，人们因此敬重张仁亶而小看常元楷。三受降城筑成后功能如何？吕温《三受降城碑铭》描绘道："跨大河以北向，制胡马之南牧。……东极于海，西穷于天，纳阴山于寸眸，拳大漠于一掌。惊尘飞而烽火耀，孤雁起而刁斗（斗型器具，铜质，有柄，容量一斗，白天用来做饭，夜晚敲击巡更）鸣。"因此，"三受降城，皇唐之胜势者也"。（《全唐文》卷630）白居易《城盐州·美圣谟而诮边将也》诗说："吾闻高宗中宗世，北虏猖狂最难制。韩公创筑受降城，三城鼎峙屯汉兵。东西亘绝数千里，耳冷不闻胡马声。"（《白居易集》卷3）这使得突厥不能越过阴山放牧、寇掠，朔方军当即裁减数万人，不但保卫了内地的安全，也给国家节省了大量经费。唐睿宗景云二年（711），解琬担任朔方大总管，又奏请裁减三城戍兵十万人。突厥等族自然不甘心，妄想攻陷三受降城，继续肆虐。归降唐朝的突厥部落及仆固部落被安置在受降城附近生活，他们"阴引突厥，谋陷军城"。（《资治通鉴》卷212）唐玄宗开元八年（720），持节朔方道行军大总管王晙密奏朝廷，请求除掉隐患，于是诱请他们来中受降城宴饮，杀掉八百余人。拂云祠周围，气象与往日迥然不同。中唐诗人李益《拂云堆》诗说："汉将新从虏地来，旌旗半上拂云堆。单于每近沙场猎，南望阴山哭始回。"他的《夜上受降城闻笛》诗说："回乐烽前沙似雪，受降城下月如霜。不知何处吹芦管，一夜征人尽望乡。"（《全唐诗》卷283）这说明北方国防的巩固是戍兵长期镇守受降城的结果。当然，战争只是民族关系的一个方面。当突厥和唐朝关系和好后，唐玄宗优待他们，从开元十五年（727）开始购买他们的马匹，"许于朔方军西受降城为互市之所"。（《旧唐书》卷194上《突厥传上》）天宝六载（747），回纥、坚昆、室韦等族献马六十匹，唐玄宗"令于西受降城使纳之"。（《唐会要》卷72《马》）有鉴于此，唐朝后来一直很重视三受降城。元和八年（813），西受降城因黄河改道而浸毁，宰相李吉甫建议放弃该城，将驻军移戍于东南面的天德军故城（在今内蒙古乌拉特前旗东北）。大臣卢坦和李绛极力反对，认为："西城张仁愿（后避唐睿宗李旦同音讳改名）所筑，制匈奴上策，城当碛口，居虏要冲，美水丰草，边防所利。今河流之决，不过退就二三里，奈何舍万代永安之策，徇一时省费之谋？况天德故城僻处确瘠，其北枕山，与河远绝，烽候警备，不相统接，虏之唐突，势无由知。是无故而蹙国二百里，非所利也。"（《旧唐书》卷153《卢坦传》）城使周怀義上奏论列利弊，和卢坦不谋而合，唐宪宗决定不采纳李吉甫的馊主意。宝历元年（825），驻扎在东受降城的振武节度使张维上奏，以为"东受降城滨于河，岁久雉堞（城墙上部两边的齿状矮墙，又叫女墙、女垣，用以掩护将士）摧坏，请移于绥远烽南"。（《唐会要》卷73《三受降城》）唐敬宗拨给经费一百万铜钱，历时五月而完工。
北方另一个游牧族回纥，曾改名回鹘，被黠戛斯灭国后，几支残部数万人南迁至天德军塞下，向唐廷不断提出借天德城和索取粮食牲畜的要求，内犯时刻可能发生。这种状况持续了一年多，到会昌二年（842），宰相李德裕奏请"修东、中二受降城，以壮天德形势"。（《资治通鉴》卷246）唐武宗批准。这样，唐政权利用三受降城在北方建立起一道严密的防线，为后来回纥残部侵逼振武而部署自卫反击奠定了基础，终于破灭回纥残部，彻底解决了北部的边患问题，保卫了内地的安全。
二、 边地藩镇的设置
边患威胁除了来自北方的突厥、回纥，主要的还有西南的吐蕃、南诏，以及东北的奚、契丹。为了应付局面，唐廷在边地部署兵力，加以戍守、防范。武德元年（618）唐朝始建，唐高祖因袭隋朝旧制，把各地的军事长官称为大总管，加号使持节。武德七年（624），又改大总管为大都督。唐太宗贞观三年（629）以后，行军即称总管，在本道则称都督。唐高宗永徽（650-655）以后，除授都督带使持节即是节度使，不带节者不是节度使。到唐睿宗景云二年（711），贺拔延嗣被任命为凉州（治今甘肃省武威市）都督，充河西节度使，才正式有了节度使的称号。使职本来属于临时差遣性质，完成使命便要交差去号，但由于后来藩镇的设立既普遍又长久，节度使遂成为固定职务，成为一方军事辖区的最高军政长官。
河西节度使设置两年以后，到开元元年（713）年底，唐玄宗又任命鄯州（治今青海省乐都县）都督阳矩为陇右节度使。河西、陇右两个藩镇的主要任务，是防范吐蕃的入侵。吐蕃在唐初兴起后逐渐强大，其控制区包括我国现今的西藏、青海和四川西部，以及邻国不丹、锡金、尼泊尔和克什米尔地区。吐蕃经常寇掠唐地。龙朔三年（663），吐蕃东破吐谷浑，吐谷浑可汗逃亡凉州，向唐廷告急请援，唐高宗作了凉州、鄯州的防卫部署。麟德二年（665），吐蕃开始向西域发展，到咸亨元年（670），攻占了唐地18州，还攻占了唐安西都护府统领的龟兹拨换城（今新疆阿克苏），使唐廷被迫撤消安西四镇。安西四镇指龟兹（今新疆库车）、于阗（今新疆和田）、碎叶（今吉尔吉斯斯坦托克马克）和疏勒（今新疆喀什市）。唐廷放弃安西四镇，也就失去了对西域的控制，注意力只好转向内地的防范。唐高宗随即任命大将薛仁贵为逻娑道行军大总管，带兵在青海湖南侧的大非川同吐蕃作战，旋胜旋败，十多万唐军死伤略尽。此后，吐蕃连年寇边，不仅边地人民的生命安全受到威胁，私人财产蒙受损失，就是积石军（设在廓州达化县西界，今青海省贵德县）的军垦农场，也难以例外。由于吐蕃年年来抢收麦子，边地人竟把积石军称为"吐蕃麦庄"。唐玄宗时期，几任河西、陇右节度使都对吐蕃进行过军事反击。哥舒翰痛创前来抢麦的吐蕃骑兵，又在青海中筑神威军、应龙城城堡，使吐蕃屏迹，不敢靠近青海。他还收回了被吐蕃侵占的石堡城（在今青海省湟中县西）。这样，西部的安全暂时有了保障。因此，他被唐玄宗封为西平郡王。唐玄宗表彰他在"犬戎（吐蕃）苞藏，祸盈恶稔，南援蛮落（南诏），东窥塞垣"之时，"特禀庙谋"，"收九曲之旧疆，开千里之沃壤。亭障卧鼓，既成禁暴之勋；屯田馈军，以益封财之用"。（《唐大诏令集》卷60，《陇右、河西节度使哥舒翰西平郡王制》）政府除了利用本镇兵士进行边境防卫以外，还从内地招募民众或调遣兵士到陇右防秋。所谓"防秋"，是针对吐蕃利用秋季草肥马壮的条件组织内犯，唐政权相应地部署重兵守备的活动，秋尽冬来，牧草枯萎，形势缓和，这一活动也就随之结束。开元二十七年（739），唐玄宗命"选募关内、河东壮士三五万人，诣陇右防遏，至秋末无寇，听还"。（《资治通鉴》卷214）唐德宗曾调淮西镇（治蔡州，今河南省汝南县）兵士五千人至京西防秋。贞元三年（787），其中四千人受该镇叛将吴少诚密招，从驻地私归，进入陕州（治今河南省陕县）后，被当地军民歼灭殆尽。
剑南（治今四川省成都市）节度使始置于开元五年（717）。后来辖区缩小，该镇改称为剑南西川。剑南藩镇南接南诏，西邻吐蕃，对于抵御两族，保卫内地安全，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两族侵占了剑南的一些地方，掳走当地数以千计的百姓。大和四年（830），李德裕出任节度使后，主持修建了筹边楼，召集熟悉山川、城邑、道路和两族部落众寡及分布情况的人来座谈，然后在楼里分左右两边分别绘制南诏和吐蕃的地形、交通以及态势的示意图。同时，他构筑了杖义城、御侮城和柔远城，还整顿军队，制造兵器。这些努力给两族以极大的震慑。次年，他奏请唐文宗遣使南诏，要回被南诏掳掠去的蜀人，南诏不敢怠慢，送回5395人。接着，吐蕃大将悉怛谋来成都投降，交还他所占领的维州城（今四川省理县东北）。朝中反对论调因夹杂着党争性质而甚嚣尘上，唐文宗因而指示李德裕把维州和吐蕃降众交付吐蕃，南诏乘机寇掠，占据了今四川省西昌市附近的三个县。
幽州（治今北京市）节度使始置于开元元年（713），天宝元年（742）改称范阳节度使。平卢（治营州，又称柳城，今辽宁省朝阳市）节度使始置于开元七年（719）。幽州藩镇主要防御突厥，并与平卢藩镇共同防范奚和契丹。奚、契丹并称两蕃，是东北地区的少数民族，经常寇掠内地。武则天万岁通天元年（696），契丹攻陷营州，一两年间，大败武周军队，一直入侵至今河北省境内。先天元年（712），奚、契丹二万骑兵又入寇幽州，"大掠而去"。（《资治通鉴》卷210）唐玄宗为此一直很焦虑，设置藩镇的同时，还开设智合孙吴可以运筹决胜科，以选拔安边人才，策问考生时特别提到："柳城梗涩，何筹以系其虏？"（《登科记考》卷7）他多次谴责两族的侵扰行径。在给奚族首领的敕书中，他指出："朕于诸蕃，含养过厚，忝预人类，亦合知恩"（《张曲江集》卷9，《敕奚都督李归国书》）；"而常持两端，遽即背叛，忘恩负义，岂是人心！"（《张曲江集》卷8，《敕投降奚等书》）在给幽州、平卢两镇将士的敕书中，他又说："顷者慰抚降虏，每事优给，而终不知恩，惟图反噬，名虽人类，实甚豺狼。"（《张曲江集》卷9，《敕幽州节度使张守珪书》）他解释建置边地军镇的用意，并对军士们寄以保土治安的厚望，说："顷者所以列置军镇，递为唇齿，所虞在此，岂欲劳人？卿等委身边疆，为国展效，遇其反噬，得不讨除？"（《张曲江集》卷9，《敕平卢诸将士书》）安禄山在兼任平卢、范阳两镇节度使期间，对奚、契丹镇抚并用，恩威兼施，既安辑了两族，又保卫了内地的安全，从而解决了长期使朝廷头痛的东北边防问题。因此，唐玄宗在天宝七载（748）给他晋爵为柳城郡开国公，两年后又进而晋爵为东平郡王。晋爵诏文表扬他"一心之节逾亮，七擒之策益章"。与诸葛亮效忠蜀汉，七擒孟获，安定南中地区的历史功绩相媲美。还说他"外威戎落，稽颡以输诚"；"声威振于绝漠，捍御比于长城"；"风尘攸静，边朔底宁"。（《安禄山事迹》卷上）大和五年（831），唐文宗和宰相牛僧孺讨论幽州节度使李载义被兵变逐走，是否承认杨志诚接替其职。牛僧孺认为谁当节度使都一样，不必计较杨志诚的逆顺，"第付以节，使捍奚、契丹"。（《新唐书》卷174《牛僧孺传》）可见即使在藩镇割据的条件下，边地藩镇仍然发挥着防御外患的功能。
朔方（治今宁夏灵武县）节度使始置于开元元年（713）。河东（治今山西省太原市）节度使在开元十一年（723）以前称天兵军节度，这年改为太原以北诸军节度，开元十八年（730）宋之悌被任命为河东节度使，始成定制。这两个藩镇和范阳藩镇，都负责防御突厥。岭南地区没有强敌，起初只在广州设五府（广州、安南、桂管、邕管、容管）经略使，至德二载（757），唐肃宗任命贺兰进明为岭南五府经略兼节度使，才有了节度使的称号。《资治通鉴》卷249大中十二年（858）条记载："峰州西有林西原（按：今越南老街），旧有防冬兵六千"。这是由安南都护府（治交州，今越南河内市）统领的。胡三省注云："南方炎瘴，至冬瘴轻，蛮乘此时为寇，故置防冬兵。"在西域，开元六年（718）始设置安西四镇节度经略使，驻所在龟兹，开元十二年（724）以后，或称碛西节度，或称四镇节度。到开元二十一年（733）任命了安西四镇节度，遂成为定制。前此在开元十五年（727），分其地置北庭（治庭州，今新疆吉木萨尔北）节度使。两镇的责任在于防御突骑施、坚昆（黠戛斯）和西突厥，并切断吐蕃和大食（阿拉伯）的通援道路。安史乱后，河陇地区（今甘肃、青海、新疆）全部被吐蕃占领，两镇与朝廷隔绝联系二十多年。直到建中二年（781），两镇使者绕道入朝，人们才知道两镇军民一直坚守地盘，防止吐蕃侵扰。兴元元年（784），唐德宗想把两镇割让给吐蕃，谋臣李泌说："安西、北庭，人性骁悍，控制西域五十七国及十姓突厥，又分吐蕃之势，使不能并兵东侵，奈何拱手与之？"（《资治通鉴》卷231）这一主张得到朝臣的支持，割地才未能成为事实。
安史乱后，内地遍设藩镇。不管它们与朝廷的关系如何，由于地理位置的缘故，它们不具备上述边地藩镇那样的边防治安功能。
三、 烽候制度
烽候，又写作烽堠，是观察敌情、传递信息的固定军事处所。治安方面的情报，除了地方官府和军事部门差遣人马飞章奏报以外，还依靠烽候发出信号，递相传送。
唐代从都城到沿边地区，遍置烽堠，形成以长安为中心的辐射网络。
烽候皆有名称。中唐诗人李益有从军经历，《全唐诗》卷283所载他的诗歌几处提到烽候名称。《上黄堆烽》诗说："心期紫阁山中月，身过黄堆烽上云。"《赴渭北宿石泉驿南望黄堆烽》诗说："边城已在虏城中，烽火南飞入汉宫。"紫阁山是长安南面终南山的一座山，作者把它和黄堆烽相提并论，可见都离长安不远。而黄堆烽在渭北可以南望，"烽火南飞入汉宫"，可知黄堆烽在京师北边，是内地烽候。《暮过回乐烽》诗说："烽火高飞百尺台，黄昏遥自碛西来。"《统汉烽下（一作过降户至统漠烽）》诗说："统汉烽西降户营，黄沙白骨拥长城。只今已勒燕然石（公元89年，窦宪、耿秉率领东汉军队，在稽落山[蒙古国西北部]大败北匈奴，降服二十余万人。汉军出塞三千里，直至燕然山[蒙古国杭爱山]，由班固刻石记功而还），北（一作此）地无人空月明。"《军次阳城烽舍北流泉》诗说："何地可潸然，阳城烽树边。今朝望乡客，不饮北流泉。"回乐烽在回乐县，县址在今宁夏灵武县西南。统汉烽在长城边。作者有《盐州过胡儿饮马泉》诗，盐州又称五原，在今内蒙古，疑阳城烽北流泉即指此泉。那么，这些都是边地烽候。
唐朝政府在边境地区筑城以置烽候；内地则在"高山四望险绝处"或"平地高迥处"置为烽火台。各烽候之间，大约相距三十里，这不仅为了让比邻烽候互相能看见信号，还由于有时需要派人联络，距离不能太远。但由于地势不能整齐划一，再加上人力物力的限制，实际上须变通设置，对于三十里的规定不能胶柱鼓瑟。烽火台是圆柱形的高台，底阔三丈，上阔一丈，高五丈。台上修造圆屋，墙壁上开凿"觑贼孔"以瞭望四面八方，屋径一丈六尺，一面突出三尺，上面设木板，板上设三所火灶。台下也设三所火灶。"上下用软梯，上收下垂。"（李筌《太白阴经》卷5《烽燧台篇》）每所烽候设正副烽帅各一人，掌管文书、符牒、转牒；兵士五人，称为烽子，轮班值勤，负责观察敌情，发出信号。白昼以烟为信号，用狼粪作燃料。唐人段成式说："狼粪烟直上，烽火用之。"（《酉阳杂俎》前集卷16《毛篇》）宋人陆佃说："古之烽火用狼粪，取其烟直而聚，虽风吹之不斜。"（《埤雅》卷4《释兽·狼》）若无狼粪则改用牛粪。夜晚以火为信号。因此，每所烽候都备有流火绳、狼牛粪便和柴禾。如果夜间和白天都平安无事，各烽候在早晨和黄昏要两度自行燃放一炬，称为"平安火"。如果没有平安火，表明烽子已被敌寇俘虏或杀害，敌情严重。天宝十五载（756），唐军在长安的东部门户潼关同安史叛军作战失利，"及暮平安火不至"（《资治通鉴》卷218），唐玄宗知道京师危急，因而商量外逃避难。对于敌情，烽候视其轻重发出信号。"其放烽有一炬、二炬、三炬、四炬者，随贼多少而为差焉。"（《大唐六典》卷5《尚书兵部》）为了避免信号混乱，唐政府严禁在烽候周围燃放烟火。报警设施发出的信号，无非由听觉器官和视觉器官所接受，在当时没有电讯装置的情况下，烽候报警成为治安状况最简便迅速的信息传递。它主要针对外族入侵，同时也用于对付国内的动乱。
国家对烽候加以管理。中央主管官员是兵部职方的郎中和员外郎。唐律有"烽候不警"律，规定："诸烽候不警，令寇贼犯边，及应举烽燧而不举，应放多烽而放少烽者，各徒三年。若放烽已讫，而前烽不举，不即往告者，罪亦如之。以故陷败户口、军人、城戍者，绞。即不应举烽燧而举，若应放少烽而放多烽，及绕烽二里内辄放烟火者，各徒一年。"（《唐律疏议》卷8《卫禁》）
烽候作为常设的处所，所用人力很多，在治安情况正常时就显得冗余。开元二十五年（737），唐玄宗认为边隅无事，寰宇安定，"内地置烽，诚为非要"，因而下令"量停近甸烽二百六十所，计烽帅等一千三百八十八人"。（《大唐六典》卷5《尚书兵部》）元和元年（806），京兆府就辖区内的情况上奏说："三原、高陵、泾阳、兴平等四县，管烽二十八所，每年差烽子计九百七十五人。远近无虞，畿内烽燧请停。"（《唐会要》卷72《京城诸军》）唐宪宗予以批准。
四、 关津、过所制度
唐代在长安周围和边境地区筑关，以利用山河形势，控扼交通。关于设关的治安意义，武德九年（626）八月，刚刚即帝位的唐太宗下诏指出："关梁之设，襟要斯在，义止惩奸，无取苛暴。"（《唐会要》卷86《关市》）《旧唐书》卷43《职官志二》指出：长安周围的关，用以"限中外"，边境地区的关，用以"隔华夷"，目的在于"设险作固，闲邪正禁"。
当时的关分为上中下三类。京城四周有驿道的关属于上关，无驿道的关属于中关；其它地方有驿道的关属于中关；其余的都是下关。《旧唐书》卷43《职官志二》，《新唐书》卷46《百官志一》和卷49下《百官志四下》，以及《大唐六典》卷6《尚书刑部》，都说全国共有26座关。《大唐六典》并指出它们的名称和方位，这里据《新唐书·地理志》加以订正，即上关六座，即京兆府的蓝田关，华州（治今陕西省华县）的潼关，同州（治今陕西省大荔县）的蒲津关，岐州（治今陕西省凤翔县）的散关，陇州（治今陕西省陇县）的大震关，以及原州（治今宁夏固原县）的陇山关。中关十三座，即京兆府的子午、骆谷、库谷，同州的龙门，会州（治今甘肃省靖远县）的会宁，原州的木峡，石州（治今山西省离石县）的孟门，岚州（治今山西省岚县北）的合河，雅州（治今四川省雅安市）的邛来，彭州（治今四川省彭县）的蚕崖，安西（治今新疆库车县）的铁门，以及兴州（治今陕西省略阳县）的兴城、华州的渭津。下关七座，即梁州（治今陕西省汉中市）的甘亭、百牢，河州（治今甘肃省临夏市东北）的凤林，利州（治今四川省广元市）的石门，延州（治今陕西省延安市）的永和，绵州（治今四川省绵阳市东）的松岭，以及龙州（治今广西龙州北）的涪水。
这个统计数字是相当保守的，实际上当时很多地方都曾置关。武德九年（626），唐太宗宣布"废潼关以东濒河诸关"。（《新唐书》卷2《太宗纪》）但天授二年（691），武则天又下敕"废省洛州南北面各置关"。（《唐会要》卷86《关市》）可见唐太宗的指示并未认真执行，而上述26关名单却未包括这些地区的关。《唐会要》卷86《关市》记载唐宣宗大中三年（849）收复被吐蕃占领的原州城及诸关，诸关指石门、驿藏、制胜、六盘、石峡、萧关，除石门外，其余不见于上述名单。三年后，陇州新置定戎关。《柳宗元集》卷26《馆驿使壁记》说：洋州（治今陕西省洋县），"其关曰华阳"。《新唐书·地理志》记载了所有关以及前代故关的具体位置，如云伽关、雁门关（陉岭关）、居庸关、天井关（太行关）、虎牢关、承天关（娘子关）、清溪关、芒车关（昂车关、仰车关）……，文繁不具。唐人诗歌也常提到今甘肃省西部丝绸之路孔道上的阳关和玉门关。王维《送元二使安西》诗说："西出阳关无故人。"（《王右丞集笺注》卷14）王昌龄《从军行》之四说："孤城遥望玉门关。"（《全唐诗》卷143）初唐时期，为了对付西突厥，官府严禁百姓西行出蕃。释玄奘欲西游天竺巡礼求法，未获官府批准。贞观三年（629），他趁灾年官府允许僧俗到各处就食的机会，私自西行，路上受到地方官府的通缉。到了瓜州（唐初治今甘肃省敦煌市西），有人告诉他："从此北行五十馀里，有瓠芦河（按：疏勒河），上广下狭，洄波甚急，深不可度。上置玉门关，路必由之，即西境之襟喉也。关外西北又有五烽，候望者居之，各相去百里，中无水草。五烽之外，即莫贺延碛（按：大戈壁），伊吾（按：哈密）国境。"他听后极度失望。这时，凉州又给瓜州送来了访牒，要求对这位偷度者，"所在州县，宜严候捉"。（《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1）这反映出关的修建如何利用山河形势，以及有何作用。
唐政府对关实行严格的管理。中央主管官员是刑部司门的郎中和员外郎。各关设令、丞、录事、津吏若干人，无津者不置津吏。关令的职责是"禁末游，伺奸慝，凡行人车马出入往来，必据过所以勘之"。（《旧唐书》卷44《职官志三》）所谓"过所"，就是官府颁发的通行证。凡是要度关的人，在京城的，由所属部门审批后，报刑部的主管机构尚书省申请颁发过所；在外地的，由府州官府颁发，具体的负责机构和官员是户曹和司户参军。如果不属于任何部门，凭有关来文，由所在地官府发给。出塞超过一月的，官府发给"行牒"。边境猎人以狩猎为生，要出界打猎，发给"长籍"，三个月一换。
关于过所制度的具体情况，当代学者根据1959至1975年在吐鲁番出土的唐代过所文书进行研究，得出这样的结论："唐过所分为正副本，如《石染典过所》钤官府印鉴，具有法律效能，称为正本或'正过所'，付行人自随；而玄宗年间《唐年某往京兆府过所》没有钤官府印鉴，为副本或'副过所'，又称录白案记，存档备查。"唐代有完善的过所勘发程序，共分为五个步骤："一是凡请过所者必须向本县呈牒申请，具名年、身分，所携随员（亲属、作人、奴婢）名年、身分，牲口头数、毛色以及出行目的和往何地等项；二是请过所者须聘请一至五位保人，具保所携奴畜不是诓诱拐骗，而是合法买得或家生，并承保请过所人是国家编户，非逃户、逃兵；三是申请人要向职掌户口赋役的基层组织负责人里正交代出行目的、时限以及离乡之后本户赋役由谁代承；四是县司依行客请牒所列诸项，向里正、保人和当事人质询核实，并向州府呈牒请给；五是州司户曹依过所式勘给签发过所。"同时，还实行着严密的勘验制度："诸都督府以下各级地方行政、军事机构，上至军镇下至烽铺，都有勘验行人过所的职责。在各级地方机构中，因关津置于关中四面和边州要隘以及交通要冲，故履行勘验过所是其重要职能。这是唐朝保证户口的稳定和赋役、兵役的来源，'禁末游，伺奸慝'，尤其在边防查获逃人、奸细，维持国防及社会治安的一项重要措施。"（程喜霖《护照与签证功能合一的过所》，载《文史知识》1992年第8期）
违反正常程序而度关，有三种情况，即"冒度"、"私度"和"越度"。冒度指冒名请过所而度关，私度指没有公文、过所而度关，都要判处一年徒刑，给冒名者颁发过所的官吏受同样处罚。越度指不由关门和津口而偷越者，要判刑一年半，如果偷越的是边境的关，则判刑两年。关于物资和兵器的度关问题，政府也做出规定。《关市令》说：纺织品和金银铁等，"并不得度西边、北边诸关及至缘边诸州兴易"。（《唐律疏议》卷8《卫禁》）其目的在于防止贵金属、绢帛（在当时充当货币）等财富以及兵器原料外流，以保证自己一方在经济、军事方面处于优势。携带禁物和禁兵器私度内地的关，从坐赃论罪，携带禁兵器越度边境的关，处以绞死。关门严格执行启闭制度。"应闭，忘误不下键，若应开，毁管键而开者，各杖八十。错下键及不由钥而开者，杖六十。……若擅开闭者，各加越罪二等。"（《唐律疏议》卷8《卫禁》）
关本来是呵而不征的，但长安二年（702），有关部门向武则天建议无论工商还是行旅，度关者一律征税。凤阁舍人崔融上疏反对，指出：古代"关市之税者，惟敛出入之商贾，不税往来之行人"。而今"四海之广，九州之杂，关必据险路，市必凭要津。若乃富商大贾，豪宗恶少，轻死重气，结党连群，喑呜则弯弓，睚眦则挺剑。小有失意，且犹如此，一旦变法，定是相惊，非惟流逆齐民，亦自扰乱殊俗，求利虽切，为害方深。……关为诘暴之所，市为聚民之地，税市则民散，税关则暴兴，暴兴则起异图，民散则怀不轨"。（《唐会要》卷86《关市》）
尽管这样，还是免不了出问题。元和十二年（817），关东跋扈藩镇为阻止唐宪宗平定淮西藩镇叛乱，曾派人入京师制造混乱，拆毁皇室陵庙列戟，焚烧草料，流矢飞书，往往不绝。追究责任，"盖关防之罪也"。两年后，朝廷平定了淄青镇（驻今山东省青州市），获得该镇奖赏蒲津关和潼关吏卒的文案，才知道"吏卒取于贼而容其奸也"。（《唐会要》卷86《关市》）广明元年（880），黄巢起义军挺进关中，朝廷派十万官军扼守潼关。关左有一谷，可通行人，平时为了收税，禁止通行，称为禁谷。在起义军逼近潼关时，官军只守潼关，不防禁谷，"以为谷既官禁，贼无得而逾也"。（《旧唐书》卷200下《黄巢传》）于是，起义军前锋由禁谷而入，与大部队前后夹攻，痛歼官军，占领了潼关。潼关作为长安的东部门户，对李唐政权有着极为重大的屏障京师、隔绝关东的治安作用。唐廷失去了对潼关的控制，也就失去了治安秩序。起义军随即进入关中，如入无人之境，很快占领了长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