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流行说法认为唐代进士难明经易。其理由之一是：进士年应试人约一千，录取率百分之一二；明经应试人比进士多一倍，录取率十分之一二，是进士的20至40倍。考察具体时期的数字，进士录取率是这一说法的两三倍；明经举子人数不止多出一倍，录取率不比进士高。其理由之二是：两科考试内容不同，进士诗赋限韵，比明经口试儒经大义专凭默记者，难易有差。实际情况是：两科考试有两场相同，即帖经和时务策，明经帖经难于进士，进士时务策难于明经。有一场不同，进士考试赋，明经口试或笔试儒经大义，包括经文和注疏。进士享受开卷待遇，延长时间至夜间，可以诗赋代替帖经；明经没有这些方便。诗赋限韵实际上是提供关键词，启发思路而又约束其不至于漫衍无归。汉字多字多义，语序灵活，修辞丰富，对于调整平仄，限韵写作，具有广阔的回旋馀地。诗赋表达自己的想法，含有灵活性和随意性，举子可以挥洒自如，酣畅淋漓。诗赋评定成绩没有固定标准，含有伸缩性。进士举子不怕诗赋，只怕帖经。然而明经帖经，承受困难更大。他们考试儒经大义，须背诵数十万言已有隔世之感的古代经籍、注疏，追随别人的思想，复述别人的说法，以符合规范，几乎失掉了自我。因此，进士考试的难度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大，明经考试的难度应该不比进士小。而且，进士考试的难易并不具备多大意义，因为其成绩在录取中不起多大作用。行卷邀名，行贿请托，权贵胁迫，姻亲效应，种种因素导致录取姓名和名次在考试之前便定了下来。进士难，难在进士科内部，难在朋党关节，难在不正之风，并非明经挤占了进士的指标。明经录取中的劣迹比进士少，相对公正一些，故明经难的喟叹不像进士难那样声势浩大。因此，不能以两科录取的难易来推断孰难孰易。总之，进士不比明经难，明经不比进士易，而是彼此难易相当。
近几十年史学界流行唐代进士难明经易说，一直无人提出异议。我认为这个说法不符合历史实际，本文加以考察。
一、关于两科的录取率问题
持进士难明经易说者，理由之一是两科录取率相差悬殊。范文澜说："及第人数，一般是进士百人中取一二，明经十人中取一二，难易悬殊，唐人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的谚语。"（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第三编第一册第10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这里根据的是两种文献中的结论性说法。其一出自《通典》卷15《选举三》："其进士大抵千人，得第者百一二；明经倍之，得第者十一二。"其二出自《唐摭言》卷1《散序进士》：进士科"岁贡常不减八九百人"，"其艰难谓之'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这是说进士年应试约一千人，录取率百分之一二，共录取一二十名；明经年应试人倍之，约两千人，录取率十分之一二，共录取二百至四百名，是进士的二十至四十倍。事实果真如此吗？
唐代进士及第者有机会担任校书郎、正字等名望优厚升迁便捷的职务，进而当上学士，执掌制诰，再当宰相，秉持枢衡。明经及第者也有这种机会。韩愈说："以明经……登第于有司者，去民亩而就吏禄，由是进而累为卿相者，常常有之。"（《全唐文》卷555，《送牛堪序》）欧阳詹也说："目睹进士出身，十年二十年而终于一命者有之；明经诸色入仕，须臾而践卿相者有之。"（《全唐文》卷596，《与郑伯义书》）但士人刚刚取得科举出身，还得从基层小官吏做起，明经进士都一样。士人考中明经，还可以考进士（如牛蔚、王凝）、考制举（如元稹），不断拓宽仕途。那么，士人们绝不至于傻到只认定进士科一条路的地步，去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而会转向明经科寻求出路，郑伯义就是一位"明经赴调，罢进士举"（《全唐文》卷596，《与郑伯义书》）者。士人们的取舍是一种动态现象，必然会形成调剂，导致明经录取率不可能同进士相差过于悬殊。
进士录取最多数字在咸亨四年（673），为79人，少者一二十人，一般年录取数为三四十人。我们来看看具体情况。开元二年（714），各科"登科者仅满百人"。（《旧唐书》卷100《王丘传》）开元十七年，国子祭酒杨瑒上疏披露："自数年以来，省司定限，天下明经、进士及第，每年不过百人。"（《全唐文》卷298，《谏限约明经进士疏》）据徐松《登科记考》，"数年以来"录取进士的人数是：开元八年57人，九年38人，十年33人，十一年31人，十二年21人，十三年不详，十四年31人，十五年19人，十六年20人。依照文意，"每年不过百人"应是明经、进士录取总和的限量，那么，明经每年录取的人数顶多在43至81之间。贞元八年（792），宰相李绛说："进士、明经，岁大抵百人。"（《新唐书》卷162《许孟容传附弟季同传》）贞元十三年，欧阳詹说："明经登者不上百人。"（《全唐文》卷596，《送李孝廉及第东归序》）贞元十八年，唐德宗下敕说："自今以后，每年考试所拔人，明经不得过一百人，进士不得过二十人。如无其人，不必要补此数。"（《唐会要》卷76《缘举杂录》）权德舆从这一年起，连续三年知贡举，共录取明经"三百馀士"（《全唐文》卷492，权德舆《送三从弟况赴义兴尉序》），进士"七十有二人"。（《全唐文》卷695，萧籍《祭权少监文》）两科皆略有突破，这是他"奏广岁所取进士、明经，在得人，不以员拘"（《全唐文》卷562，韩愈《唐故相权公墓碑》），朝廷批准，才得以扩招的。大和八年（834），唐文宗敕令明经及第不得超过110人，次年下调至100人，进士由25人上调至40人。开成四年（839），明经恢复为110人，进士下调至30人。直至唐亡，大体维持着这个数字。可见，科举制走上正轨以来将近二百年间，明经年录取人数有时同进士相当，有时是进士的二至五倍，通常为三四倍。《通典》二十至四十倍的说法，纯属无稽之谈。
明经进士录取数的多寡并不说明孰易孰难，因为还存在从多少人中录取的问题。进士举子人数，前引文献概括为"大抵千人"，"不减八九百人"。我们来看看具体时期的数字。贞元七年（791），"时入策五百馀人"（《唐摭言》卷8《自放状头》），录取30人，录取率约6 %。贞元十九年，主考官权德舆统计："计偕者几乎五百，籍奏者不逾二十，盖二十五之一也。"（《全唐文》卷483，《贞元十九年礼部策问进士五道》）录取率4 %。稍后，应举人数增加，韩愈一则说："京师之进士以千数"（《全唐文》卷555，《送孟秀才序》），一则说："常观于皇都，每年贡士至千馀人。"（《全唐文》卷556，《送权秀才序》）大和九年（835），中书门下奏称："每年贡士，尝仅千人。"（《册府元龟》卷641，《贡举部·条制三》）录取数由25人增加至40人，录取率4 %。大中四年（850），进士刘蜕上书主考官，说："请与八百之列，负阶试诗。"（《全唐文》卷789，《上礼部裴侍郎书》）录取30人，录取率3.75 %。据《登科记考》记载，咸通十一年（870）停贡举，咸通其馀年份，录取30人者计有八年，25人者三年，35人、40人者各一年，13年共录取390人，平均一年30人。"咸通中，……场中不减千人。"（《唐摭言》卷15《条流进士》）总录取率约为3 %。总之，进士举子每年五百人、八百人、一千人不等，以一千人左右较为常见，录取率是《通典》说法的两三倍。
明经举子对于进士举子的倍数，远远大于《通典》的说法，早在唐朝初建，就形成传统。武德五年（622），诸州奉诏上贡明经143人，进士30人，明经是进士的五倍。经考试，进士录取四人，明经全部落第。中唐时期，韩愈说："天下之以明二经举于礼部者，岁至三千人。"（《全唐文》卷555，《赠张童子序》）这还只是明经中通二经举子的人数，已是进士举子最高数字的三倍，通三经和通五经举子有多少人，不得而知，加在一起，倍数更大。如果不考虑明经科其他举子，把录取最高数110名全部划拨给三千名通二经举子，录取率也才是3.67 %。支持这种分析的数据尚有：大和元年（827），仅京兆府乡贡明经即有孙延嗣等三百人，加上东西两京各国立学校（从下文可知仅西京国子监明经举子即有350人）和各州、府的举子，数目应该相当可观。《唐摭言》卷1载《会昌五年（845）举格节文》，要求全国各地的明经、进士举子隶名于学校，分配的指标是："其国子监明经，旧格每年送三百五十人，今请送三百人，进士依旧格送三十人；其隶名明经，亦请送二百人；其宗正寺进士，送二十人。其东监（东都国子监）、同华、河中所送进士，不得过三十人，明经不得过五十人。"当时全国共41道，每道或为进士15人、明经20人，或为进士10人、明经15人，或为进士七人、明经10人，都是明经多于进士。可见终唐一代，明经举子人数始终保持着多于进士举子的势头，而年录取数为数十名至一百名稍多，录取率不比进士高，只能说大致持平。
"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的说法，也与实际情况有出入。传记资料中确实有不少十多岁便取得两经举、明经高第的人物事迹，这主要是由于这些人早慧和聪颖才留下雪泥鸿爪的。其余绝大多数明经及第者，因为其登科年龄不值得津津乐道，而未留下事迹。韩愈讲到明经举子参加由地方而中央的考试，层层过关，连续数十年，到最后录取时，"有终身不得与者焉"，幸而得第者，"班白之老半焉"。（《全唐文》卷555，《赠张童子序》）哪是什么"三十老明经"！而进士科年少得志者，往往有之。大中六年（852），进士及第28人，其中苗台符16岁，张读18岁。有人在他们西明寺进士题名处加注调侃，云："一双前进士，两个阿孩儿。"（《唐摭言》卷3《慈恩寺题名游赏赋咏杂纪》）当然，录取进士也会考虑老人。光化四年（901）放榜录取26人，其中五人在54至73岁之间，仅占1/5，便被人戏称为"五老榜"。54岁已算作"老"，哪是什么"五十少进士"！这说明通常情况下，老人所占比例不会大于1/5，青年壮年才是主要成分。贞元十二年（796）录取30人，其中孟郊54岁，他所作《同年春燕》诗说："少年三十士，嘉会良在兹。"（《全唐诗》卷376）可见绝大多数是年轻人。会昌三年（843），中书省奏称及第进士是所谓"初获美名，实皆少俊"。（《唐摭言》卷3《慈恩寺题名游赏赋咏杂纪》）唐代习俗，新及第进士在曲江宴饮、泛舟，"公卿家倾城纵观于此，有若中东床之选者十八九"。（《唐摭言》卷3《慈恩寺题名游赏赋咏杂纪》）假若进士们不是"实皆少俊"，而是"五十少进士"，怎么可能设想：衮衮诸公都有挑选五六十岁的老头做自家女婿的怪癖；而进士举子为了侥幸成为公卿家的乘龙快婿，垂垂老矣还保持着光棍身份，岂不怕考不上会断子绝孙！因此，以"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的说法来描述进士难明经易，也是靠不住的。
二、关于两科的考试问题
持进士难明经易说者，理由之二是两科考试内容不同。岑仲勉说："明经[比进士]多帖两经，似乎较难，然《孝经》、《论语》文字无多，不难兼习。……进士诗、赋限韵，要须自出心裁，比[明经]口试[儒经大意]专凭默记者，难易有差。"（岑仲勉《隋唐史》上册第189-191页，北京：中华书局，1982）韩愈的看法不然。他在《答崔立之书》中说："及来京师，见有举进士者，……或出礼部所试诗、赋、策等以相示，仆以为可无学而能。因诣州县求举，有司者好恶出于其心，四举而后有成。"（《全唐文》卷552）韩愈初见诗赋试题，觉得容易得到了"无学而能"的程度，若不是"有司者好恶出于其心"，自己绝不至于连考四年，25岁才中举。然而对于明经科，他一则说："以明经举者，诵数十万言，又约通大义，征辞引类，旁出入他经者，又诵数十万言，其为业也勤矣。"（《全唐文》卷555，《送牛堪序》）再则说："二经章句仅数十万言，其传注在外皆诵之，又约知其大说"，由是而层层考试筛选，最终登第，"厥惟艰哉"！（《全唐文》卷555，《赠张童子序》）岑韩二人说法大相径庭，具体情况到底怎样，须对两科考试进行比较和分析。
唐朝建立后，承隋旧制，明经进士两科一样，只考策问。调露二年（680），主考官刘思立奏请两科皆加帖经，进士加杂文，遂成为一代常式。当时规定九部儒家经典为"正经"，按照字数多寡，把《礼记》、《春秋左氏传》叫做大经，《毛诗》、《周礼》、《仪礼》叫做中经，《周易》、《尚书》、《春秋公羊传》、《春秋穀梁传》叫做小经。明经科中通二经者，通大经一部并小经一部，或中经两部；通三经者，大中小经各一部；通五经者，大经小经并通。具体经书皆由举子自选。正经以外，《孝经》、《论语》是明经、进士等科的共修课，因而是必考课目，还加试过《老子》、《尔雅》。明经科考试分为三场。第一场帖经，类似填空。正经两部，每部十帖，另有《孝经》二帖，《论语》八帖。考官只露出经文一行（天宝十一载，752年，改为前后各加一行），用纸片帖住本行三个字，由举子答出何字，答对六成及格。第二场试义。起初是"口义"，即口试经书大义。考官就儒经的正文和注疏出题，《礼记》、《左传》、《周礼》各四题，其余正经各三题，《孝经》、《论语》共三题。通二、三、五经的举子，按照不同标准，就自选经书和共修课回答，以辨明义理为符合要求，多数题答对为及格。建中二年（781），主考官赵赞上奏说："承前问义，不形文字，落第之后，喧竞者多。臣今请以所问录于纸上，各令直书其义，不假文言。"（《唐会要》卷75《明经》）这样便把口试改成笔试，称为"墨义"。墨义迄未坚持执行，贞元十三年（797）主考官顾少连奏请罢试口义，恢复墨义，获准。元和二年（807），贡举院又奏请恢复墨义，又获准。元和七年，主考官韦贯之奏停墨义，恢复口义，又获准。第三场试时务策。这是开元二十五年（737）开始实行的，当时规定适当减少帖经和口义的题量，"答时务策三道，取粗有文理者与及第"。（《唐会要》卷75《帖经条例》）
进士科起初只考时务策五道，贞观八年（634）加读经史各一部，其考法与时务策同，还不是帖经。经上述刘思立建议加试帖经和杂文，到神龙元年（705），才确定为三场试。帖经有时作为第一场，有时第二场，比明经科分量小要求低。起初帖一部小经，包括经文和注疏，答对六成以上，并帖《老子》正文和注疏，答对三成以上，算作及格。开元二十五年规定，依明经科例，帖一部大经，答对四成为及格。第三场试时务策，比明经科多两道题，要求也高一些，以"义理惬当"（《大唐六典》卷4）为通。杂文有时作为第二场，有时第一场，所作诗赋以"华实兼举"（《大唐六典》卷4）、"洞识文律"（《大唐六典》卷2）为通。
自开元二十五年定制后，标准最高而虚设六七十年的秀才科突然活跃起来。"其时以进士渐难，而秀才本科无帖经及杂文之限，反易于进士。"（《通典》卷15《选举三》）主管部门不愿更改制度，故对秀才科举子一律不予录取。进士渐难，难在帖经和杂文两项考试上。这时帖经的确很难。"帖经首尾不出前后，复取者、也、之、乎颇相类之处下帖。""必取年头月尾，孤经绝句。"（《唐会要》卷75《帖经条例》）"甚者或上抵其注，下馀一二字，使寻之难知，谓之'倒拔'。"（《通典》卷15《选举三》）"文士多于经不精，至有白首举场者，故进士以帖经为大。"（《封氏闻见记》卷3）阎济美大历九年（774）冬在东都进士及第。他回忆道："天津桥作铺帖经"，自己"早留心章句，不工帖书，必恐不及格"。考官说："礼闱故事，亦许诗赎"，遂出题《天津桥望洛城残雪诗》。由于考官"催约诗甚急，日势又晚"，"天寒水冻，书不成字"，阎济美只作出四句便交卷。考官读后，"遂唱过"。（《太平广记》卷179《阎济美》）可见多数进士举子不害怕杂文，只害怕帖经，但制度规定可用杂文替代帖经，他们便可以避难就易。明经科举子帖经，却不允许用别的考试代替，而且分量更大，要求更高，要说帖经困难，他们承受的困难更大。
进士考试还能享受开卷待遇。乾元二年（759），李揆主考，"其试进士文章，请于庭中设《五经》、诸史及《切韵》本于床"，对举子们说："经籍在此，请恣寻检。"（《旧唐书》卷126《李揆传》）举子白昼答卷不完，可继之以夜，持续燃完三支烛，甚至通宵达旦。到长庆元年（821），白居易还说："礼部试进士例，许用书策，兼得通宵。得通宵则思虑必周，用书策则文字不错。"（《白居易集》卷43，《论重考试进士事宜状》）明经科考试却没有这些方便。
进士考场纪律很差，交头接耳，抄袭代庖，屡有发生。例如：贾岛手持纸条，"巡铺告人曰：'原夫之辈，乞一联，乞一联'！"（《唐摭言》卷12《轻佻》）温庭筠"多为邻铺假手"。（《唐才子传》卷8《温庭筠》）再加上种种复杂的因素，庸劣之辈难免也会录取。长庆元年录取进士矛盾激化，状告到唐穆宗那里，于是不得不复试。复试题为《孤竹管赋》、《鸟散馀花落诗》。举子不许携带书籍，到燃完两支烛时截止。结果，原录取的25人中只有14人合格，保留了资格。穆宗下诏说："重试……不于异书之中固求深僻题目，贵令所试成就，以观学艺浅深。'孤竹管'是祭天之乐，出于《周礼》正经，阅其呈试之文，都似不知本事。词律鄙浅，芜累亦多。"（《全唐文》卷65，《覆试郑朗等诏》）不难想象，平常稀里糊涂，无人深究，庸劣之辈也就蒙混过关了。
唐代不断出现过对进士举子学识浅薄和明经举子素质低劣的批评。早在试策阶段，唐高宗诏令就指出："进士不寻史传，惟诵旧策，共相模拟，本无实才。""明经射策，不读正经，抄撮义条，才有数卷。"（《全唐文》卷13，《严考试明经进士诏》）实施三场试后，唐玄宗诏令又指出："进士以声律为学，多昧古今。明经以帖诵为功，罕穷旨趣。"（《唐会要》卷75《帖经条例》）主考官杨绾指出：进士举子"幼能就学，皆诵当代之诗；长而博文，不越诸家之集。……《六经》则未尝开卷，《三史》则皆同挂壁"。（《旧唐书》卷119《杨绾传》）主考官赵赞指出：明经举子"比来相承，唯务习帖，至于义理，少有能通"。（《唐会要》卷75《明经》）进士举子的这种缺陷，是考试内容规范的结果，反映出考试的知识覆盖面比较狭窄。诗须作五言排律，12句，往往由举子自选诗题中的平声字作为韵部。赋由考官规定八韵，平仄相间，篇幅在320至350字之间。比如贞元七年（791），考《青云干吕诗》，青、云、干皆可为韵；《珠还合浦赋》，以"不贪为宝，神物自还"为韵。诗赋是命题作文，所限韵实际上是提供了一些关键词，启发举子的思路而又约束其不至于漫衍无归，以便切题。汉字多达数万，一字多义，一义多字，构词力强，语序灵活，修辞手段丰富，对于调整平仄，限韵写作，具有广阔的回旋余地。诗赋是文学作品，需要举子具备创造性，这同时便意味着含有灵活性和随意性，因而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表达作者自己的想法，可以挥洒自如，酣畅淋漓。考官不可能对诗赋拟出绝对的标准答案来对照衡量，评定成绩便含有相当的伸缩性。因此，进士考试的难度不是人们想象的那样大。至于明经举子，他们的通病是擅长死记硬背，对儒经的精神不能理解和发挥。这与其说是明经考试制度训练出的思维模式所致，毋宁说是专制集权政治制度的产物。专制集权制度钳制人们的思想，颁布标准说法以统一口径。明经举子不得不用自己的头脑去追随别人的思想，用自己的嘴巴去复述别人的说法。他们必须认同、理解和吃透那些遥远年代传下来的已有隔世之感的经文和注疏，才能避免纰漏，符合规范。其间不能藏拙，不能回避，不能独出心裁，举子几乎失掉了自我。因此，明经考试的难度应该不比进士小。
权德舆主考期间，对明经考试做了一些改革。柳冕给他的信函说到改革针对的弊病是："每经问义十道，五道全写疏，五道全写注。其有明圣人之道、尽六经之义，而不能诵疏与注，一切弃之。"（《全唐文》卷527，《与权侍郎书》）权德舆所出墨义试题流传下来22道，有三道是《毛诗》题，试看一道："风化天下，形于咏歌，辨理代之音，厚人伦之道。邶、鄘褊小，尚列于篇，楚、宋奥区，岂无其什？变风雅者起于何代，动天地者本自何诗？《南陔》、《白华》，亡其辞而不获；《谷风》、《黄鸟》，同其目而不刊。举毛、郑之异同，辨《齐》、《鲁》之传授。……解颐之言，斯有所望。"（《全唐文》卷483，《明经策问七道》第二篇）这里问到十五国风多达160篇，小国的诗歌尚且收入，何以偏偏没有楚、宋这些泱泱大国的诗歌？《小雅》中的《南陔》、《白华》，为什么只留下篇名，诗却未留下来？《国风·邶风》收有《谷风》，《小雅·小旻之什》也收了一首《谷风》，都是弃妇之词。《国风·秦风》收有《黄鸟》，《小雅·祈父之什》也收了一首《黄鸟》，内容不同。编辑《诗经》时为什么不对它们加以刊削改订？这些问题可以提出来，但不可能解决，只能做些推测。"变风雅者起于何代，动天地者本自何诗？"这是大问题，若不熟悉文学史，举不出实例，根本无法作答。至于毛、郑、齐、鲁，是注疏和经学史方面的问题。唐人利用的仅仅是西汉毛亨传、东汉郑玄笺、唐孔颖达疏的《毛诗正义》，"举毛、郑之异同"，题目甚大，从何下手？答出哪些方面才算合乎要求？而《齐诗》亡于曹魏，《鲁诗》亡于东晋，唐人已无缘见到，怎么去"辨《齐》、《鲁》之传授"?窥豹一斑，据此可见明经考试并不轻松。
岑仲勉、韩愈资质不同，岑仲勉博问强记，自然认为背诵典籍不在话下，韩愈工于吟咏，自然认为创作诗赋轻而易举，各有侧重，各执一端，遂有截然相反的看法。今天没必要强分谁是谁非，倒是应该综合看待，辩证分析。
三、关于两科的录取程序问题
其实，进士科考试的难易并不具备多大意义，因为考试成绩在录取中不起多大作用，录取是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名单和名次往往在考试之前就确定下来了。
这有多种情况。其一是行卷邀名。"唐之举人，先藉当世显人，以姓名达之主司，然后以所业投献，逾数日又投，谓之温卷。"（《云麓漫钞》卷8）这是说进士举子把平素的诗赋、传奇习作抄写装裱成卷子，呈现给显贵名流，借他们的夸奖以猎取名声，并通过他们介绍给主考官，以便顺利录取。牛僧孺即是这样。李珏说他"举进士，轩然有声。时韦崖州作相，网罗贤俊，知公名，愿与交。公袖文往谒，一见如旧，由是公卿籍甚，名动京师，得上第"。（《全唐文》卷720，《故丞相太子少师赠太尉牛公神道碑铭》）杜牧及第情况，可归入这一类中。崔郾由长安赴东都主持科举考试，临行之际，太学博士吴武陵说杜牧《阿房宫赋》写得好，请以状元录取。崔郾说状元已定人选，吴武陵说："不得已，即第五人。"崔郾承诺："敬依所教。"（《唐摭言》卷6《公荐》）这样做，算不上是把平时作业同考试成绩一并考察，因为还没有考试成绩便定下了录取名次。唐代诗文冒充剽窃，十分普遍。时人称："今之子弟，以文求名者，大半假手也。苟袖一轴投之于先进，靡不私自炫鬻，以为莫我若也。"（《玉泉子》）举子李生在京师书肆买到诗卷，冒充自己的作品，招摇撞骗20年。他谒见李播，才知道全是李播的作品，竟提出"欲希见惠"的要求。李播答应"奉献可矣"，李生居然"亦无愧色"。（《太平广记》卷261《李秀才》）可见行卷邀名由于真假难辨，含有相当大的水分。
其二是行贿请托。上文所说进士复试一事，其根由便是行贿请托。杨浑之谋求及第，把家藏历代珍贵书画都用来向酷爱图书古画的宰相段文昌行贿，请他打招呼。段文昌即将调赴四川，就杨浑之录取事对主考官钱徽既当面托付又致函保荐。翰林学士李绅，托付钱徽录取周汉宾。钱徽未录取该二人，却录取了中书舍人李宗闵托付的其女婿苏巢和右补阙杨汝士托付的其弟杨殷士。段文昌、李绅大怒，告到穆宗处。结果，苏巢、杨殷士复试落榜，钱徽、李宗闵、杨汝士贬官。这种行贿请托、打通关节的现象在进士录取中屡见不鲜，平常没闹到不可开交的地步，就被遮掩过去了。
其三是权贵胁迫。权贵们插手进士录取，来势凶猛，气焰嚣张。京兆尹李实是李唐宗室，"托私荐士"，递给主考官权德舆一份20人的名单，威胁道："可依此第之；不尔，必出外官，悔无及也。"（《旧唐书》卷15《李实传》）权阉仇士良写信，要主考官高锴录取裴思谦为状元。高锴说："状元已有人，此外可副军容意旨。"裴思谦毫不让步，说："卑吏面奉军容处分：裴秀才非状元，请侍郎不放。"（《唐摭言》卷9《恶得及第》）高锴只好照办。
其四是姻亲效应。裴筠被萧楚公选作女婿，很快便进士及第。唐代以"折桂"比喻进士及第，罗隐于是以月宫中桂树、嫦娥为典，作诗讽刺此举，云："细看月轮还有意，信知青桂近嫦娥。"（《唐摭言》卷9《误掇恶名》）
这些因素起作用，表明进士录取根本不存在公平公正的竞争原则。举子若利用不上这些因素，只能指望答卷令考官拍案叫绝，才有希望录取。这只有学富五车，才高八斗，临场发挥出色，才能奏效。众多举子难以企及，进士难必然成为他们的喟叹。那么，所谓进士难，难在进士科内部，难在朋党关节，难在不正之风。这与明经科毫不相干，因为不是明经挤占了进士的指标，即使明经大幅度压缩录取数，进士难的情况照样不会缓解。
明经的录取肯定也夹杂着诸多因素。杨国忠之子杨暄举明经，学业荒陋，不及格。主考官之子拜见杨国忠，说："奉大人命，相君之子试不中，然不敢黜落。"杨国忠骂道："我儿何虑不富贵，岂藉一名，为鼠辈所卖耶！"主考官父子惊恐不已，认为"国忠恃势倨贵"，"奈何以校其曲直"，于是"致暄于上第"。（《明皇杂录》）这是仅见的一例，表明明经录取中的劣迹绝对比进士少。进士同榜录取，彼此为同年，自称门生，称主考官为座主，前往谢恩。这样形成同年关系及门生座主关系，结为朋党，互相关照，排斥异己。明经没见有这种现象。韩愈说："吾未尝闻[明经]有登第于有司，而进谢于其门者。岂有司之待之也抑以公不以情，举者之望于有司也亦将然乎？"（《全唐文》卷555，《送牛堪序》）正是由于明经录取相对公正一些，当时明经难的喟叹才不像进士难那样声势浩大。这只是明经内部的事，与进士科毫不相干。因此，以比较进士明经录取的难易来推断孰难孰易，是站不住脚的。
综合以上的分析，可以得出结论：在唐代，进士不比明经难，明经不比进士易，而是彼此难易相当。
（原载河南大学《史学月刊》2002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