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籍屡屡奚落谴责封德彝揭秘

  摘要:史籍屡屡奚落谴责封德彝,揆诸实际,皆是不实之辞。这是许敬宗借修史之便,对封德彝挟私报复所致。许敬宗能售其奸,是借了唐太宗的东风。太宗发动玄武门之变,杀兄屠弟,逼父让权,才夺宗称帝。他想留下好名声,就定调子修改当代史,由许敬宗具体操作。许敬宗对已有稿本凭爱憎曲事修改,乘机对已故的封德彝造谣中伤,特别以所谓反对太宗当政来激怒太宗,最终将封德彝打倒搞臭。因此,廓清迷雾,弄清史实,有助于认识唐初政治史的本来面目。

  关于封德彝何以在史籍中屡屡受到奚落谴责,自古以来尚无人进行研究,本文提出一孔之见,以供参考。

  封德彝名伦,以字显,贞观元年(627)六月以尚书省右仆射的身份病故。他是从上个年份的七月唐太宗执政之初开始担任这个职务的。《资治通鉴》卷192记载:在封德彝去世前几个月,太宗责成他"举贤",他"久无所举",说:"非不尽心,但于今未有奇才耳!"太宗对这个说法不以为然,说:"君子用人如器,各取所长。古之致治者,岂借才于异代乎?正患己不能知,安可诬一世之人!"于是,"德彝惭而退",被史籍这样奚落了一下。太宗所以责成封德彝举荐贤人,是由于仆射是宰相班子中的当然成员,宰相的职责包括举荐贤人。《资治通鉴》卷193记载:封德彝去世近两年,房玄龄、杜如晦分别担任左右仆射,太宗对他们说:"公为仆射,当广求贤人,随才授任,此宰相之职也。比闻听受辞讼,日不暇给,安能助朕求贤乎?"房玄龄、杜如晦同样未举贤,却未在史籍上留下奚落。为了弄清个中蹊跷,需要考察贞观时期的人才状况。

  太宗所说的"贤",泛指一般人才和杰出人才,封德彝所说的"奇才",专指杰出人才,二者的涵盖面有广狭之别。封德彝身为朝官,阅历局限于京师,交际局限于官吏,不可能像州县地方官那样广泛考察举荐散落于民间的一般人才。太宗同封德彝意见分歧,实际上是彼此认识问题的角度和所持标准不同所致。

  太宗思贤若渴,致力于人才的发现和任用,然而实际状况往往使他失望。贞观十一年,他颁布《令河北淮南诸州举人诏》,承认人才匮乏出乎自己意料之外,说:"虚己侧席,为日已久,投竿(姜子牙)舍筑(傅说),罕值其人。"他责成河北、淮南诸州长官,察访举荐当地"孝悌淳笃、兼闲时务,儒术该通、可为师范,文词秀美、才堪著述,明识治体、可委字民,并志行修立,为乡里所推者,举送雒阳宫"。太宗的希望看来是落空了。贞观十五年,他颁布《求访贤良限来年二月集泰山诏》,再次感叹:"躬抚黎庶,亲观风俗,临河渭而伫英杰(姜子牙),眺箕颍而怀隐沦(许由),亟移日月,空劳梦寐,而骊龙莫兆,商歌(甯戚)寂寥。……望云长想,增其叹息!"于是再次责成天下诸州,"或识达公方,学综今古,廉洁正直,可以经国佐时;或孝悌淳笃,节义昭显,始终不移,可以敦风励俗;或儒术通明,学堪师范;或文章秀异,才足著述,并宜荐举"。据《登科记考》卷1记载:贞观十七年,太宗又一次失望地承认:"侧席求贤,有年载矣,而山林莫致。"次年,太宗总算眼巴巴地盼到诸州举荐的11位孝廉来京应选,出于重视,便在内殿接见他们。为了消除他们的紧张情绪,太宗对他们格外和蔼可亲,平易近人。太宗就治理国家的政术,"想望高才,以陈良策",但他们"相顾结舌",不能奉答。太宗以为他们"未睹阙廷,能无战栗",就让他们赴内省参加笔试。试题由皇太子和近臣拟就,是关于仁孝的浅显问题。这些孝廉应试者居然"构思弥日,终不达问旨,理既乖违,词亦庸陋"。太宗伤心透了,感叹道:"朕发诏征天下俊异,才以浅近问之,咸不能答。海内贤哲,将无其人耶?朕甚忧之。"就这样,太宗半是遗憾,半是期待,直到贞观二十三年撒手人寰。

  了解到这样的背景,我们对太宗发现马周和释玄奘是奇才而欣喜若狂,才会有深切的理解。据《旧唐书》卷74《马周传》记载:马周出身贫寒,"落拓不为州里所敬",来京师后,投靠中郎将常何,聊以度日。贞观三年,太宗命群臣上书论朝政得失,发现常何所论二十多件事十分精彩。太宗奇怪这位胸无点墨的赳赳武夫怎会写出这样的奏疏,便问起缘由。常何答道:"此非臣所能,家客马周具草也。"太宗决定立即召见马周。太宗等不及,在马周进宫前,"遣使催促者数四"。召见时,"与语甚悦",当即任命要职。"以常何举得其人,赐帛三百匹。"据《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6记载:贞观十九年,太宗驻跸洛阳宫,得知释玄奘西游印度返回长安,立即召赴洛阳。太宗在接见过程中,发现玄奘"词论典雅,风节贞峻","堪公辅之寄",就动员他还俗当官,"助秉俗务"。玄奘对于从政当官毫无兴趣,坚决拒绝,太宗只好表示惋惜。可见太宗对于奇才异能,知道罕见如同凤毛麟角,因而表现出异乎寻常的重视和渴望。

  贞观时期的人才资源如此贫乏,有其历史原因。经过隋末唐初十多年的战乱,人口锐减,士大夫寥寥无几,且不肯轻易出仕。关于这一情况,《旧唐书》卷54《窦建德传》说:"群盗得隋官及山东士子皆杀之,唯建德每获士人,必加恩遇。"《资治通鉴》卷192说:"唐初士大夫以乱离之后,不乐仕进,官员不充。"贞观元年,只好省并机构,"留文武总六百四十三员"。为了培养人才,太宗尊师重教,于是扩大校舍,增收生员,征聘教师,颁布《五经正义》为统一教材。但新生代的成长需要时间,不可能立竿见影,太宗及身并未怎么受益。

  以上这些情况,发生在封德彝去世后20年间。可以推想,他任右仆射时,人才状况只会更糟。那么,他"于今未有奇才"云云,并没有什么不对。《资治通鉴》叙事时奚落他"惭而退",是所利用的原始资料搀进了捉笔者的主观爱恶。

  同类事情还有两件。其一见于《资治通鉴》卷192,说:贞观元年春节期间,太宗宴饮群臣,奏《秦王破阵乐》助兴。这是太宗身为秦王时,带兵讨伐刘武周,军中所作的乐曲。太宗说:"朕昔受委专征,民间遂有此曲。虽非文德之雍容,然功业由兹而成,不敢忘本。"封德彝说:"陛下以神武平海内,岂文德之足比。"太宗说:"戡乱以武,守成以文,文武之用,各随其时。卿谓文不及武,斯言过矣!"结果是"德彝顿首谢"。既然"文武之用,各随其时",在平定海内时,只能动武,文不足以随其时。封德彝推许太宗的这个功绩,是说创业艰辛,非一般皇储无功而继位可比。这样说并没有什么不对,史籍却要奚落他"顿首谢",主观爱恶何其昭然。其二见于《资治通鉴》卷193,说:贞观四年,形势大好。内地的情况是,各地农业丰收,粮价便宜,社会安定,流散人口都返回故里。民族间的情况是,唐政权消灭了宿敌东突厥,擒获其首领颉利可汗,北方各族尊太宗为"天可汗"。太宗总结这一局面出现的原因,指出:"贞观之初,上书者皆云:'人主当独运威权,不可委之臣下。'又云:'宜震耀威武,征讨四夷。'唯魏徵劝朕'偃武修文,中国既安,四夷自服。'朕用其言,今颉利成擒,其酋长并带刀宿卫,部落皆袭衣冠,徵之力也。但恨不使封德彝见之耳!"分析这则史料,我们会产生这样一些疑问:消灭东突厥动用了战争手段,怎么就叫做"偃武",怎么就不是"征讨四夷"?既然是"上书者皆云",怎么就让封德彝独自承担责任,从而谴责他对于国家大政出坏主意?

  封德彝何以屡次遭受史籍奚落谴责?原来是许敬宗捣鬼的结果。据《旧唐书》卷82《许敬宗传》记载:许敬宗在太宗、高宗时期兼修国史,所修史书中有《武德实录》、《贞观实录》等当代史。许敬宗为人极为龌龊,职业道德极坏,"自掌知国史,记事阿曲"。对于上述两种《实录》,敬播所修稿本"颇多详直,敬宗又辄以己爱憎曲事删改"。许敬宗所做手脚被揭露出来的有下列几件事:其一,他贪图左监门大将军钱九陇的钱财,就把女儿嫁给钱九陇的儿子。他修史时隐瞒钱九陇皇家奴隶的卑贱出身,为其瞎编门阀、伪造功绩,与大功臣刘文静、长孙顺德同列一卷。其二,他从尉迟宝琳那里得到大量贿赂,将其孙女娶为自己的儿媳,为其父尉迟敬德作传,把过失统统隐瞒,还把太宗作《威凤赋》赐给长孙无忌,瞎编成赐给尉迟敬德。其三,他为庞孝泰作传,因受其贿赂,就说庞孝泰同高丽作战,"频破贼徒,斩获数万,汉将骁健者,唯苏定方与庞孝泰耳,曹继叔、刘伯英皆出其下"。实际上,庞孝泰是位普通的蛮族酋长,懦弱无能,被高丽袭击而大败。其四,他为封德彝作传,"盛加其罪恶"。所以这样,事出有因。义宁二年(618),宇文化及在江都发动政变,杀掉隋炀帝。虞世南的哥哥内史侍郎虞世基和许敬宗的父亲给事郎许善心,也被宇文化及杀掉。封德彝时任内史舍人,目睹其事,对人介绍当时的情景是:"世基被诛,世南匍匐而请代;善心之死,敬宗舞蹈以求生。"许敬宗大为恼火,怀恨在心,借修史之机,挟私报复。《旧唐书》卷63《封伦传》中记载了两件具体的事。一件事是:"伦见虞世基幸于炀帝而不闲吏务,每有承受,多失事机。伦又托附之,密为指画,宣行诏命,谄顺主心;外有表疏如忤意者,皆寝而不奏,决断刑法,多峻文深诬;策勋行赏,必抑削之。故世基之宠日隆,而隋政日坏,皆伦所为也。宇文化及之乱,逼帝出宫,使伦数帝之罪。帝谓曰:'卿是士人,何至于此?'伦赧然而退。"这里居然把"隋政日坏"的责任归到一个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无足轻重的内史舍人的身上,未免深文周纳。封德彝当面数落独夫民贼的罪过,应该不是错事,怎么士人就不该如此,就要"赧然而退",又在史籍上被奚落一番?另一件事是所谓阻挠唐高祖立太宗为太子事,为行文方便,留待下文分析。

  这两件事,《资治通鉴》都采用了。而上文所述《资治通鉴》关于封德彝受奚落谴责的三件事,《旧唐书·封伦传》中却没有。关于封德彝因举贤问题和太宗意见不一便"惭而退",只有《贞观政要》卷3《择官》有相同说法。关于因《秦王破阵乐》而引发的封德彝和太宗对文武问题的讨论,《旧唐书》卷28《音乐志一》说:"德彝顿首曰:'臣不敏,不足以知之。'"不过是臣僚对君主例行的恭维话,口气要比《资治通鉴》所载"德彝顿首谢"轻得多。关于太宗贞观四年追述当初"上书者皆云"而说"但恨不使封德彝见之耳",《旧唐书》卷71《魏徵传》所载太宗的话却是:"朕即位之初,上书者或言'人主必须威权独运,不得委任群下';或欲耀兵振武,慑服四夷。唯有魏徵劝朕'偃革兴文,布德施惠,中国既安,远人自服'。朕从其语,天下大宁。绝域君长,皆来朝贡,九夷重译,相望于道。此皆魏徵之力也。"这里根本不显封德彝的责任,当然不可能谴责他。看样子,《旧唐书》所用的资料,是唐代的史官们由于知道许敬宗为封德彝作传时"盛加其罪恶",尽可能廓清过的。而《资治通鉴》所用的资料,有唐代的《实录》、《国史》,许敬宗染指其间,留下痕迹,为《资治通鉴》因袭或演绎。《贞观政要》系缩略《太宗实录》而来,故而亦有痕迹。

  许敬宗所以能售其奸,是借了太宗的东风。现在再回到所谓封德彝阻挠高祖立太宗为太子的话题上来。《旧唐书·封伦传》说:封伦"潜持两端,阴附[太子李]建成。时高祖将行废立,犹豫未决,谋之于伦,伦固谏而止。然所为秘隐,时人莫知。……卒后数年,太宗方知其事"。《旧唐书》卷64《隐太子建成传》说:李建成立为太子,太宗封作秦王。兄弟二人围绕着太子地位的角逐,矛盾甚深,形同水火。武德七年(624),李建成趁高祖赴宜州宜君县仁智宫避暑之机,密调自己的原部下、庆州都督杨文幹带兵入京,伙同自己的军事力量,组织军事政变,并指使自己的弟弟齐王李元吉在仁智宫下手,杀掉秦王。有知情人在政变前赶到仁智宫,向高祖告发。高祖大怒,派秦王赴庆州讨伐杨文幹,许诺凯旋后"立汝为太子","废建成封作蜀王,地既僻小易制,若不能事汝,亦易取耳"。秦王走后,李元吉和几位高祖的宠妃"更为建成内请,封伦又外为游说,高祖意便顿改,遂寝不行"。后来,封德彝又"潜劝"秦王图谋李建成,秦王不许。封德彝转而对高祖说:"秦王恃有大勋,不服居太子之下。若不立之,愿早为之所。"他又劝李建成抓紧对秦王下毒手,说:"夫为四海者,不顾其亲。汉高乞羹,此之谓也。"这些说法,疑点甚多。首先,高祖是否真有废掉李建成改立秦王为太子的决定,很值得怀疑。宗法制规定立嫡长子为皇太子,是封建社会中天经地义的事。李建成符合条件,朝野早已接受这一事实。如果高祖重行废立,须正式交付大臣们讨论,就像后来太宗废黜李承乾改立李治那样,然而高祖没有这样做过,可见他不愿改变既成事实。李建成欲举兵作乱,高祖盛怒之下说些气话是可能的,但不经过御前会议讨论就轻率地对当事人宣布废立决定,甚至身为父亲,教唆秦王日后若见自己的哥哥不驯服即"取"之,既不符合游戏规则,也不符合情理。《资治通鉴》卷191说:武德九年六月,秦王发动玄武门之变。头一天,他密奏李建成、李元吉二人"淫乱后宫",以激怒高祖。高祖对他表示:"明当鞫问,汝宜早参。"似乎高祖已经卷入这场兄弟阋墙。如果真是这样,届时高祖应该在内殿正襟危坐,等待儿子们的到来。然而政变战斗正酣之时,他"方泛舟海池",优哉游哉,像个没事人一样。当秦王所派尉迟敬德手持戈矛前来"宿卫"他时,他大惊失色,问道:"今日乱者谁邪?卿来此何为?"居然不知道今日要哪些人进宫。可见秦王密奏和高祖表态云云,是秦王一伙造的谣,高祖根本不知道这回事。李建成、李元吉被秦王一伙杀掉后,战斗结束。萧瑀、陈叔达当即请求立秦王为太子,高祖答应。高祖立即召见秦王,对他说:"近日以来,几有投杼之惑。""投杼"即扔掉织梭,这个典故出自《战国策·秦二》,说:曾参是春秋时期有名的方正之士,在费邑居住时,有一个同姓名者杀了人,有人告诉曾参的母亲说:"曾参杀人。"曾母不相信儿子会干这种事,依然坐在织机前织绢不辍。等到第三个人来报信时,曾母终于相信了,不胜恐惧之际,慌忙扔掉织梭,翻墙而逃。后来,"投杼"一词用来比喻多次听到对亲近可靠的人的不实传闻,动摇了原来曾有过的信赖。高祖这样说,表明此刻之前,他一直对秦王不信任。那么,武德七年即欲改立秦王为太子的说法,也只能是秦王一伙造的谣。因此,当时在仁智宫冒出一个废立太子的话题,可能性不大,封德彝是否有机会就这个话题发表意见,很难说。其次,《旧唐书·封伦传》说:"高祖将行废立,犹豫未决",封德彝"固谏而止,然所为秘隐,时人莫知"。封德彝"固谏",若是以上密奏的方式进行,密奏若不销毁,太宗发动玄武门之变后突然接管政权,会很快发现密奏。若是以口头发言的方式进行,所谓"秘隐",唯一的可能是高祖私下同封德彝密谈。高祖退为太上皇之后,活了十来年,这期间秘隐事未暴露,可见高祖一方没有走漏风声。封德彝对于外人尚不知道的不利于自己的事,总不至于自行公布吧。那么,如何在他去世16年后,"秘隐"的事会传出来?第三,按照《旧唐书·隐太子建成传》的说法,武德七年高祖确实宣布过废立太子的决定,结果是推翻不算,其理由一方面是李元吉和几位高祖的宠妃"为建成内请",另一方面是封德彝"外为游说"。封德彝既然是"游说",当然不是上密奏,而是口头发言。能在高祖已宣布决定的情况下起到挽狂澜于既倒的作用,"游说"的规模、声势肯定不小。李元吉等人的活动没被史籍说成是"秘隐",封德彝的游说怎么就是"秘隐"?高祖的决定一再变化,表明其情绪极不稳定,需要和一些人反复商量以权衡利弊,需要对一些人交待自己改变决定的理由以利于自己下得了台,因而容易把封德彝的意见透漏出来。怎么至于事隔20年封德彝的事才暴露出来。第四,萧瑀和陈叔达提议立太宗为太子,立即成为事实。萧瑀和封德彝在太宗执政之初分别被任命为尚书省的左右仆射,陈叔达稍后被任命为门下省侍中。萧瑀为人强硬褊狭,同封德彝、陈叔达合不来,关系很紧张。他对封德彝原本同自己意见一致,到太宗前汇报讨论时却突然变卦,十分不满,就向太宗上封事论是非,因而一度免职。后来,他当着太宗的面和陈叔达争论不休,声色俱厉,又以大不敬罪免职。以他这样的性格,如果封德彝真有反对立太宗为太子的事,他何以不多方打听,搜集材料,置封德彝于死地?第五,如果封德彝确实"阴附建成",就会向李建成提交一份见面礼,私下向李建成一方表白自己如何在废立太子一举中开展艰苦的工作。玄武门之变后,太宗清理李建成党,表面上看,很快就结束了,实际上直到贞观十六年五月追赠李建成为皇太子,才算彻底了结。为什么这么长时间未查出封德彝的问题?所谓封德彝怂恿李建成抓紧对太宗下毒手的说法,是从哪里弄来的?

  要解决该问题,史籍中并不是没有蛛丝马迹。《旧唐书·封伦传》说:"十七年,……太宗令百官详议,……于是改谥'缪',黜其赠官,削所食实封。"原来,所谓封德彝问题的暴露,在贞观十七年。《旧唐书·许敬宗传》说:"十七年,以修《武德、贞观实录》成,封高阳县男,赐物八百段。"两件事在同一个年份,谜底出来了,是许敬宗编纂呈献的《武德实录》造了封德彝的谣。如果不是这个途径,又会是什么途径呢?史籍没有提供其它线索供我们做另外的解释。封建帝王对权力极为敏感,因而以是否拥戴自己作为判断臣僚正邪的最高标准,从而决定对他们亲疏取弃。后来,唐文宗任用宋申锡,密谋翦除宦官势力,宦官闻讯,先下手为强,诬告宋申锡准备推翻文宗,拥立文宗的弟弟漳王称帝。文宗大怒,根本不去调查落实,就要治宋申锡的罪。无论许敬宗,还是宦官们,都知道只有以对皇帝的态度作文章,才能置自己的仇敌于死地。许敬宗造了封德彝这个谣,太宗自然十分恼怒,组织群臣讨论处理。封德彝已经作古16年,不可能为自己辩护。他的那些同僚们,20年间早已七零八落,也不可能出面澄清事实。于是,许敬宗假手太宗,最终把封德彝打倒搞臭。至此可以说,太宗一伙关于高祖废立太子和玄武门之变中的种种谣言,是由太宗指导,许敬宗具体操作的,都集中在许敬宗编纂的《实录》、《国史》中。做出这种判断,有史籍中的线索作为依据。一般地说,《实录》是在皇帝去世或下台后才由史官编修的。但太宗在位时,即着令编修《实录》。当时没有"太宗"庙号,不叫《太宗实录》,就按照年号叫做《贞观实录》,或叫《今上实录》。自古以来,史官编修当代史,为保证客观公正,当朝帝王不得干预和阅读。但太宗多次提出要亲自披览国史。贞观九年,谏议大夫朱子奢上表阻止,贞观十三年,兼知起居注的谏议大夫褚遂良又加以拒绝,使得太宗的目的未能得逞。贞观十七年,太宗又提出了这一要求。兼修国史者是司空房玄龄,玄武门之变的主要策划者,为人谨小慎微,深受太宗信任。房玄龄温和地陈述了反对意见后,只好遵旨。据《资治通鉴》卷197记载:房玄龄与许敬宗删节国史为编年体呈上,即上文所说的《武德实录》和《贞观实录》。当太宗看到关于他发动玄武门之变的记载,担心"语多微隐",会给后人留下思索空间,使自己落个杀兄逼父、夺嫡篡权的坏名声,就对房玄龄说:"周公诛管、蔡以安周,季友鸩叔牙以存鲁,朕之所为,亦类是耳。"他指示"削去浮词,直书其事",实际上是要房玄龄、许敬宗按照他定的调子,编修隋末唐初的历史。于是在这次修史的前前后后,围绕着太宗兄弟阋墙,必须按照太宗的政治需要,制造一系列谣言,自然会把一些人卷进去,弄得面目走样,扑朔迷离。许敬宗正是利用这一时机,对已有稿本"以己爱憎曲事删改"。对钱九陇、尉迟敬德、庞孝泰的虚美,是出于"爱";对封德彝"盛加其罪恶",是出于"憎"。现在退一步讲,即使封德彝在高祖执政后期反对改立太宗为太子,也不过是此一时彼一时而已,符合当时稳定大局的政治需要,同后来太宗事实上成为皇帝后加以拥护并不冲突,太宗完全没有必要以人划线。今日治史,就更不必看重封德彝是否拥立过太宗当太子了。

  (原载《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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