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史籍屡屡奚落谴责封德彝，揆诸实际，皆是不实之辞。这是许敬宗借修史之便，对封德彝挟私报复所致。许敬宗能售其奸，是借了唐太宗的东风。太宗发动玄武门之变，杀兄屠弟，逼父让权，才夺宗称帝。他想留下好名声，就定调子修改当代史，由许敬宗具体操作。许敬宗对已有稿本凭爱憎曲事修改，乘机对已故的封德彝造谣中伤，特别以所谓反对太宗当政来激怒太宗，最终将封德彝打倒搞臭。因此，廓清迷雾，弄清史实，有助于认识唐初政治史的本来面目。
关于封德彝何以在史籍中屡屡受到奚落谴责，自古以来尚无人进行研究，本文提出一孔之见，以供参考。
封德彝名伦，以字显，贞观元年（627）六月以尚书省右仆射的身份病故。他是从上个年份的七月唐太宗执政之初开始担任这个职务的。《资治通鉴》卷192记载：在封德彝去世前几个月，太宗责成他"举贤"，他"久无所举"，说："非不尽心，但于今未有奇才耳！"太宗对这个说法不以为然，说："君子用人如器，各取所长。古之致治者，岂借才于异代乎？正患己不能知，安可诬一世之人！"于是，"德彝惭而退"，被史籍这样奚落了一下。太宗所以责成封德彝举荐贤人，是由于仆射是宰相班子中的当然成员，宰相的职责包括举荐贤人。《资治通鉴》卷193记载：封德彝去世近两年，房玄龄、杜如晦分别担任左右仆射，太宗对他们说："公为仆射，当广求贤人，随才授任，此宰相之职也。比闻听受辞讼，日不暇给，安能助朕求贤乎？"房玄龄、杜如晦同样未举贤，却未在史籍上留下奚落。为了弄清个中蹊跷，需要考察贞观时期的人才状况。
太宗所说的"贤"，泛指一般人才和杰出人才，封德彝所说的"奇才"，专指杰出人才，二者的涵盖面有广狭之别。封德彝身为朝官，阅历局限于京师，交际局限于官吏，不可能像州县地方官那样广泛考察举荐散落于民间的一般人才。太宗同封德彝意见分歧，实际上是彼此认识问题的角度和所持标准不同所致。
太宗思贤若渴，致力于人才的发现和任用，然而实际状况往往使他失望。贞观十一年，他颁布《令河北淮南诸州举人诏》，承认人才匮乏出乎自己意料之外，说："虚己侧席，为日已久，投竿（姜子牙）舍筑（傅说），罕值其人。"他责成河北、淮南诸州长官，察访举荐当地"孝悌淳笃、兼闲时务，儒术该通、可为师范，文词秀美、才堪著述，明识治体、可委字民，并志行修立，为乡里所推者，举送雒阳宫"。太宗的希望看来是落空了。贞观十五年，他颁布《求访贤良限来年二月集泰山诏》，再次感叹："躬抚黎庶，亲观风俗，临河渭而伫英杰（姜子牙），眺箕颍而怀隐沦（许由），亟移日月，空劳梦寐，而骊龙莫兆，商歌（甯戚）寂寥。……望云长想，增其叹息！"于是再次责成天下诸州，"或识达公方，学综今古，廉洁正直，可以经国佐时；或孝悌淳笃，节义昭显，始终不移，可以敦风励俗；或儒术通明，学堪师范；或文章秀异，才足著述，并宜荐举"。据《登科记考》卷1记载：贞观十七年，太宗又一次失望地承认："侧席求贤，有年载矣，而山林莫致。"次年，太宗总算眼巴巴地盼到诸州举荐的11位孝廉来京应选，出于重视，便在内殿接见他们。为了消除他们的紧张情绪，太宗对他们格外和蔼可亲，平易近人。太宗就治理国家的政术，"想望高才，以陈良策"，但他们"相顾结舌"，不能奉答。太宗以为他们"未睹阙廷，能无战栗"，就让他们赴内省参加笔试。试题由皇太子和近臣拟就，是关于仁孝的浅显问题。这些孝廉应试者居然"构思弥日，终不达问旨，理既乖违，词亦庸陋"。太宗伤心透了，感叹道："朕发诏征天下俊异，才以浅近问之，咸不能答。海内贤哲，将无其人耶？朕甚忧之。"就这样，太宗半是遗憾，半是期待，直到贞观二十三年撒手人寰。
了解到这样的背景，我们对太宗发现马周和释玄奘是奇才而欣喜若狂，才会有深切的理解。据《旧唐书》卷74《马周传》记载：马周出身贫寒，"落拓不为州里所敬"，来京师后，投靠中郎将常何，聊以度日。贞观三年，太宗命群臣上书论朝政得失，发现常何所论二十多件事十分精彩。太宗奇怪这位胸无点墨的赳赳武夫怎会写出这样的奏疏，便问起缘由。常何答道："此非臣所能，家客马周具草也。"太宗决定立即召见马周。太宗等不及，在马周进宫前，"遣使催促者数四"。召见时，"与语甚悦"，当即任命要职。"以常何举得其人，赐帛三百匹。"据《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6记载：贞观十九年，太宗驻跸洛阳宫，得知释玄奘西游印度返回长安，立即召赴洛阳。太宗在接见过程中，发现玄奘"词论典雅，风节贞峻"，"堪公辅之寄"，就动员他还俗当官，"助秉俗务"。玄奘对于从政当官毫无兴趣，坚决拒绝，太宗只好表示惋惜。可见太宗对于奇才异能，知道罕见如同凤毛麟角，因而表现出异乎寻常的重视和渴望。
贞观时期的人才资源如此贫乏，有其历史原因。经过隋末唐初十多年的战乱，人口锐减，士大夫寥寥无几，且不肯轻易出仕。关于这一情况，《旧唐书》卷54《窦建德传》说："群盗得隋官及山东士子皆杀之，唯建德每获士人，必加恩遇。"《资治通鉴》卷192说："唐初士大夫以乱离之后，不乐仕进，官员不充。"贞观元年，只好省并机构，"留文武总六百四十三员"。为了培养人才，太宗尊师重教，于是扩大校舍，增收生员，征聘教师，颁布《五经正义》为统一教材。但新生代的成长需要时间，不可能立竿见影，太宗及身并未怎么受益。
以上这些情况，发生在封德彝去世后20年间。可以推想，他任右仆射时，人才状况只会更糟。那么，他"于今未有奇才"云云，并没有什么不对。《资治通鉴》叙事时奚落他"惭而退"，是所利用的原始资料搀进了捉笔者的主观爱恶。
同类事情还有两件。其一见于《资治通鉴》卷192，说：贞观元年春节期间，太宗宴饮群臣，奏《秦王破阵乐》助兴。这是太宗身为秦王时，带兵讨伐刘武周，军中所作的乐曲。太宗说："朕昔受委专征，民间遂有此曲。虽非文德之雍容，然功业由兹而成，不敢忘本。"封德彝说："陛下以神武平海内，岂文德之足比。"太宗说："戡乱以武，守成以文，文武之用，各随其时。卿谓文不及武，斯言过矣！"结果是"德彝顿首谢"。既然"文武之用，各随其时"，在平定海内时，只能动武，文不足以随其时。封德彝推许太宗的这个功绩，是说创业艰辛，非一般皇储无功而继位可比。这样说并没有什么不对，史籍却要奚落他"顿首谢"，主观爱恶何其昭然。其二见于《资治通鉴》卷193，说：贞观四年，形势大好。内地的情况是，各地农业丰收，粮价便宜，社会安定，流散人口都返回故里。民族间的情况是，唐政权消灭了宿敌东突厥，擒获其首领颉利可汗，北方各族尊太宗为"天可汗"。太宗总结这一局面出现的原因，指出："贞观之初，上书者皆云：'人主当独运威权，不可委之臣下。'又云：'宜震耀威武，征讨四夷。'唯魏徵劝朕'偃武修文，中国既安，四夷自服。'朕用其言，今颉利成擒，其酋长并带刀宿卫，部落皆袭衣冠，徵之力也。但恨不使封德彝见之耳！"分析这则史料，我们会产生这样一些疑问：消灭东突厥动用了战争手段，怎么就叫做"偃武"，怎么就不是"征讨四夷"？既然是"上书者皆云"，怎么就让封德彝独自承担责任，从而谴责他对于国家大政出坏主意？
封德彝何以屡次遭受史籍奚落谴责？原来是许敬宗捣鬼的结果。据《旧唐书》卷82《许敬宗传》记载：许敬宗在太宗、高宗时期兼修国史，所修史书中有《武德实录》、《贞观实录》等当代史。许敬宗为人极为龌龊，职业道德极坏，"自掌知国史，记事阿曲"。对于上述两种《实录》，敬播所修稿本"颇多详直，敬宗又辄以己爱憎曲事删改"。许敬宗所做手脚被揭露出来的有下列几件事：其一，他贪图左监门大将军钱九陇的钱财，就把女儿嫁给钱九陇的儿子。他修史时隐瞒钱九陇皇家奴隶的卑贱出身，为其瞎编门阀、伪造功绩，与大功臣刘文静、长孙顺德同列一卷。其二，他从尉迟宝琳那里得到大量贿赂，将其孙女娶为自己的儿媳，为其父尉迟敬德作传，把过失统统隐瞒，还把太宗作《威凤赋》赐给长孙无忌，瞎编成赐给尉迟敬德。其三，他为庞孝泰作传，因受其贿赂，就说庞孝泰同高丽作战，"频破贼徒，斩获数万，汉将骁健者，唯苏定方与庞孝泰耳，曹继叔、刘伯英皆出其下"。实际上，庞孝泰是位普通的蛮族酋长，懦弱无能，被高丽袭击而大败。其四，他为封德彝作传，"盛加其罪恶"。所以这样，事出有因。义宁二年（618），宇文化及在江都发动政变，杀掉隋炀帝。虞世南的哥哥内史侍郎虞世基和许敬宗的父亲给事郎许善心，也被宇文化及杀掉。封德彝时任内史舍人，目睹其事，对人介绍当时的情景是："世基被诛，世南匍匐而请代；善心之死，敬宗舞蹈以求生。"许敬宗大为恼火，怀恨在心，借修史之机，挟私报复。《旧唐书》卷63《封伦传》中记载了两件具体的事。一件事是："伦见虞世基幸于炀帝而不闲吏务，每有承受，多失事机。伦又托附之，密为指画，宣行诏命，谄顺主心；外有表疏如忤意者，皆寝而不奏，决断刑法，多峻文深诬；策勋行赏，必抑削之。故世基之宠日隆，而隋政日坏，皆伦所为也。宇文化及之乱，逼帝出宫，使伦数帝之罪。帝谓曰：'卿是士人，何至于此？'伦赧然而退。"这里居然把"隋政日坏"的责任归到一个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无足轻重的内史舍人的身上，未免深文周纳。封德彝当面数落独夫民贼的罪过，应该不是错事，怎么士人就不该如此，就要"赧然而退"，又在史籍上被奚落一番？另一件事是所谓阻挠唐高祖立太宗为太子事，为行文方便，留待下文分析。
这两件事，《资治通鉴》都采用了。而上文所述《资治通鉴》关于封德彝受奚落谴责的三件事，《旧唐书·封伦传》中却没有。关于封德彝因举贤问题和太宗意见不一便"惭而退"，只有《贞观政要》卷3《择官》有相同说法。关于因《秦王破阵乐》而引发的封德彝和太宗对文武问题的讨论，《旧唐书》卷28《音乐志一》说："德彝顿首曰：'臣不敏，不足以知之。'"不过是臣僚对君主例行的恭维话，口气要比《资治通鉴》所载"德彝顿首谢"轻得多。关于太宗贞观四年追述当初"上书者皆云"而说"但恨不使封德彝见之耳"，《旧唐书》卷71《魏徵传》所载太宗的话却是："朕即位之初，上书者或言'人主必须威权独运，不得委任群下'；或欲耀兵振武，慑服四夷。唯有魏徵劝朕'偃革兴文，布德施惠，中国既安，远人自服'。朕从其语，天下大宁。绝域君长，皆来朝贡，九夷重译，相望于道。此皆魏徵之力也。"这里根本不显封德彝的责任，当然不可能谴责他。看样子，《旧唐书》所用的资料，是唐代的史官们由于知道许敬宗为封德彝作传时"盛加其罪恶"，尽可能廓清过的。而《资治通鉴》所用的资料，有唐代的《实录》、《国史》，许敬宗染指其间，留下痕迹，为《资治通鉴》因袭或演绎。《贞观政要》系缩略《太宗实录》而来，故而亦有痕迹。
许敬宗所以能售其奸，是借了太宗的东风。现在再回到所谓封德彝阻挠高祖立太宗为太子的话题上来。《旧唐书·封伦传》说：封伦"潜持两端，阴附[太子李]建成。时高祖将行废立，犹豫未决，谋之于伦，伦固谏而止。然所为秘隐，时人莫知。……卒后数年，太宗方知其事"。《旧唐书》卷64《隐太子建成传》说：李建成立为太子，太宗封作秦王。兄弟二人围绕着太子地位的角逐，矛盾甚深，形同水火。武德七年（624），李建成趁高祖赴宜州宜君县仁智宫避暑之机，密调自己的原部下、庆州都督杨文幹带兵入京，伙同自己的军事力量，组织军事政变，并指使自己的弟弟齐王李元吉在仁智宫下手，杀掉秦王。有知情人在政变前赶到仁智宫，向高祖告发。高祖大怒，派秦王赴庆州讨伐杨文幹，许诺凯旋后"立汝为太子"，"废建成封作蜀王，地既僻小易制，若不能事汝，亦易取耳"。秦王走后，李元吉和几位高祖的宠妃"更为建成内请，封伦又外为游说，高祖意便顿改，遂寝不行"。后来，封德彝又"潜劝"秦王图谋李建成，秦王不许。封德彝转而对高祖说："秦王恃有大勋，不服居太子之下。若不立之，愿早为之所。"他又劝李建成抓紧对秦王下毒手，说："夫为四海者，不顾其亲。汉高乞羹，此之谓也。"这些说法，疑点甚多。首先，高祖是否真有废掉李建成改立秦王为太子的决定，很值得怀疑。宗法制规定立嫡长子为皇太子，是封建社会中天经地义的事。李建成符合条件，朝野早已接受这一事实。如果高祖重行废立，须正式交付大臣们讨论，就像后来太宗废黜李承乾改立李治那样，然而高祖没有这样做过，可见他不愿改变既成事实。李建成欲举兵作乱，高祖盛怒之下说些气话是可能的，但不经过御前会议讨论就轻率地对当事人宣布废立决定，甚至身为父亲，教唆秦王日后若见自己的哥哥不驯服即"取"之，既不符合游戏规则，也不符合情理。《资治通鉴》卷191说：武德九年六月，秦王发动玄武门之变。头一天，他密奏李建成、李元吉二人"淫乱后宫"，以激怒高祖。高祖对他表示："明当鞫问，汝宜早参。"似乎高祖已经卷入这场兄弟阋墙。如果真是这样，届时高祖应该在内殿正襟危坐，等待儿子们的到来。然而政变战斗正酣之时，他"方泛舟海池"，优哉游哉，像个没事人一样。当秦王所派尉迟敬德手持戈矛前来"宿卫"他时，他大惊失色，问道："今日乱者谁邪？卿来此何为？"居然不知道今日要哪些人进宫。可见秦王密奏和高祖表态云云，是秦王一伙造的谣，高祖根本不知道这回事。李建成、李元吉被秦王一伙杀掉后，战斗结束。萧瑀、陈叔达当即请求立秦王为太子，高祖答应。高祖立即召见秦王，对他说："近日以来，几有投杼之惑。""投杼"即扔掉织梭，这个典故出自《战国策·秦二》，说：曾参是春秋时期有名的方正之士，在费邑居住时，有一个同姓名者杀了人，有人告诉曾参的母亲说："曾参杀人。"曾母不相信儿子会干这种事，依然坐在织机前织绢不辍。等到第三个人来报信时，曾母终于相信了，不胜恐惧之际，慌忙扔掉织梭，翻墙而逃。后来，"投杼"一词用来比喻多次听到对亲近可靠的人的不实传闻，动摇了原来曾有过的信赖。高祖这样说，表明此刻之前，他一直对秦王不信任。那么，武德七年即欲改立秦王为太子的说法，也只能是秦王一伙造的谣。因此，当时在仁智宫冒出一个废立太子的话题，可能性不大，封德彝是否有机会就这个话题发表意见，很难说。其次，《旧唐书·封伦传》说："高祖将行废立，犹豫未决"，封德彝"固谏而止，然所为秘隐，时人莫知"。封德彝"固谏"，若是以上密奏的方式进行，密奏若不销毁，太宗发动玄武门之变后突然接管政权，会很快发现密奏。若是以口头发言的方式进行，所谓"秘隐"，唯一的可能是高祖私下同封德彝密谈。高祖退为太上皇之后，活了十来年，这期间秘隐事未暴露，可见高祖一方没有走漏风声。封德彝对于外人尚不知道的不利于自己的事，总不至于自行公布吧。那么，如何在他去世16年后，"秘隐"的事会传出来？第三，按照《旧唐书·隐太子建成传》的说法，武德七年高祖确实宣布过废立太子的决定，结果是推翻不算，其理由一方面是李元吉和几位高祖的宠妃"为建成内请"，另一方面是封德彝"外为游说"。封德彝既然是"游说"，当然不是上密奏，而是口头发言。能在高祖已宣布决定的情况下起到挽狂澜于既倒的作用，"游说"的规模、声势肯定不小。李元吉等人的活动没被史籍说成是"秘隐"，封德彝的游说怎么就是"秘隐"？高祖的决定一再变化，表明其情绪极不稳定，需要和一些人反复商量以权衡利弊，需要对一些人交待自己改变决定的理由以利于自己下得了台，因而容易把封德彝的意见透漏出来。怎么至于事隔20年封德彝的事才暴露出来。第四，萧瑀和陈叔达提议立太宗为太子，立即成为事实。萧瑀和封德彝在太宗执政之初分别被任命为尚书省的左右仆射，陈叔达稍后被任命为门下省侍中。萧瑀为人强硬褊狭，同封德彝、陈叔达合不来，关系很紧张。他对封德彝原本同自己意见一致，到太宗前汇报讨论时却突然变卦，十分不满，就向太宗上封事论是非，因而一度免职。后来，他当着太宗的面和陈叔达争论不休，声色俱厉，又以大不敬罪免职。以他这样的性格，如果封德彝真有反对立太宗为太子的事，他何以不多方打听，搜集材料，置封德彝于死地？第五，如果封德彝确实"阴附建成"，就会向李建成提交一份见面礼，私下向李建成一方表白自己如何在废立太子一举中开展艰苦的工作。玄武门之变后，太宗清理李建成党，表面上看，很快就结束了，实际上直到贞观十六年五月追赠李建成为皇太子，才算彻底了结。为什么这么长时间未查出封德彝的问题？所谓封德彝怂恿李建成抓紧对太宗下毒手的说法，是从哪里弄来的？
要解决该问题，史籍中并不是没有蛛丝马迹。《旧唐书·封伦传》说："十七年，……太宗令百官详议，……于是改谥'缪'，黜其赠官，削所食实封。"原来，所谓封德彝问题的暴露，在贞观十七年。《旧唐书·许敬宗传》说："十七年，以修《武德、贞观实录》成，封高阳县男，赐物八百段。"两件事在同一个年份，谜底出来了，是许敬宗编纂呈献的《武德实录》造了封德彝的谣。如果不是这个途径，又会是什么途径呢？史籍没有提供其它线索供我们做另外的解释。封建帝王对权力极为敏感，因而以是否拥戴自己作为判断臣僚正邪的最高标准，从而决定对他们亲疏取弃。后来，唐文宗任用宋申锡，密谋翦除宦官势力，宦官闻讯，先下手为强，诬告宋申锡准备推翻文宗，拥立文宗的弟弟漳王称帝。文宗大怒，根本不去调查落实，就要治宋申锡的罪。无论许敬宗，还是宦官们，都知道只有以对皇帝的态度作文章，才能置自己的仇敌于死地。许敬宗造了封德彝这个谣，太宗自然十分恼怒，组织群臣讨论处理。封德彝已经作古16年，不可能为自己辩护。他的那些同僚们，20年间早已七零八落，也不可能出面澄清事实。于是，许敬宗假手太宗，最终把封德彝打倒搞臭。至此可以说，太宗一伙关于高祖废立太子和玄武门之变中的种种谣言，是由太宗指导，许敬宗具体操作的，都集中在许敬宗编纂的《实录》、《国史》中。做出这种判断，有史籍中的线索作为依据。一般地说，《实录》是在皇帝去世或下台后才由史官编修的。但太宗在位时，即着令编修《实录》。当时没有"太宗"庙号，不叫《太宗实录》，就按照年号叫做《贞观实录》，或叫《今上实录》。自古以来，史官编修当代史，为保证客观公正，当朝帝王不得干预和阅读。但太宗多次提出要亲自披览国史。贞观九年，谏议大夫朱子奢上表阻止，贞观十三年，兼知起居注的谏议大夫褚遂良又加以拒绝，使得太宗的目的未能得逞。贞观十七年，太宗又提出了这一要求。兼修国史者是司空房玄龄，玄武门之变的主要策划者，为人谨小慎微，深受太宗信任。房玄龄温和地陈述了反对意见后，只好遵旨。据《资治通鉴》卷197记载：房玄龄与许敬宗删节国史为编年体呈上，即上文所说的《武德实录》和《贞观实录》。当太宗看到关于他发动玄武门之变的记载，担心"语多微隐"，会给后人留下思索空间，使自己落个杀兄逼父、夺嫡篡权的坏名声，就对房玄龄说："周公诛管、蔡以安周，季友鸩叔牙以存鲁，朕之所为，亦类是耳。"他指示"削去浮词，直书其事"，实际上是要房玄龄、许敬宗按照他定的调子，编修隋末唐初的历史。于是在这次修史的前前后后，围绕着太宗兄弟阋墙，必须按照太宗的政治需要，制造一系列谣言，自然会把一些人卷进去，弄得面目走样，扑朔迷离。许敬宗正是利用这一时机，对已有稿本"以己爱憎曲事删改"。对钱九陇、尉迟敬德、庞孝泰的虚美，是出于"爱"；对封德彝"盛加其罪恶"，是出于"憎"。现在退一步讲，即使封德彝在高祖执政后期反对改立太宗为太子，也不过是此一时彼一时而已，符合当时稳定大局的政治需要，同后来太宗事实上成为皇帝后加以拥护并不冲突，太宗完全没有必要以人划线。今日治史，就更不必看重封德彝是否拥立过太宗当太子了。
（原载《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6期）
